近期，不断有媒体披露少数村社干部利用手中的点滴权利，在拆迁安置补偿款、三农资金、惠民物资、社会抚养费、小麦补偿款等等方面，贪污挪用、债务侵占、收受贿赂，视党纪国法如无物，特别是在十八大之后，面对各地掀起的“打虎拍蝇”行动，无丝毫没有收敛之心、畏惧之心，依然以身试法、胆大妄为，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
“无人能管”是贪墨村官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村官之所以称其小是因为它位居国家庞大行政机构中最低端，在中国有80余万之多；村官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的群众自治性的“干部”，可连选连任，不属于“国家机关干部”。极少数村官从思想上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管理体系内的重要一环，是要接受组织纪律约束的对象之一；上任伊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在任期内“捞上一把”，主动把自己当成群众的“受益人”，属于群众的利益群众尚未能见到，就流进了自家的“包产田”，划进了自家的“自留地”，小到慰问费、慰问物资，大到征地拆迁款、集体资产处置，都要雁过拔毛，掺上一脚、抠出一点，道德观念坍塌、组织纪律意识淡化，法制观念淡薄，向上级组织、向群众叫板，“无人能够管得了我”的思想在贪墨村官中普遍存在。
“能管未管”是贪墨村官产生的因素之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自治组织，没有明确来自外部尤其是上一级组织即乡镇组织的管理监督权，使反腐出现了真空地带。乡镇一级的纪检组织在人员配备上比较薄弱，办案能力也有所不足，加之工作上的长期接触，对于明知道存在违法违纪的村社干部，抹不开情面，拉不下脸，对犯罪行为不够重视，该提醒的没有提醒，该处理的没有及时处理，乡镇纪检干部成了庙里的泥菩萨——“摆设”，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地区干群关系紧张，群众上访事件不断。今年4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忻州座谈会上就痛批乡村反腐“纹丝不动”。
创新监管方式是遏制村官贪墨的必经之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村官再小但数量众多，遏制小村官大贪墨刻不容缓。乡镇纪检组织是村官监管的上一级责任主体，要加强对村社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增强其法律意识；要树立敢于监管，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督促强化村务公开，亮出村组家底，让村集体财务开支接受群众监督；对发现的违法违纪村官要发挥纪检组织作用及时处理，去“人情化”“关系化”。在村官监管上要创新方式，实行村社干部离任审计，“说得脱、走得脱”；对乡镇纪检干部的任用要实行“交叉化”，加强纪检干部人员交流，防止干部任用“本土化”“地方化”；从省级巡视层面，实行巡察延生，将巡视目光“向下看”“向基层看”“向一线看”，加大震慑威慑力度，给贪墨村官架起“高压线”。
（作者单位：绵阳市涪城区水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