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04 14:22:39
没有人知道自己会怎样死去。
在一个人口七八千万的省，每年的非正常死亡量从数千到一万不等，其中，命案大概在三百起左右。面对从无先例的悬案，谁在负责侦查、解剖、让尸体说出真相？谁负责测谎、判断一个罪犯的精神是否正常？谁负责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出凶手？谁负责从DNA中寻找如山的铁证？
经过旷日持久的沟通与逐层审批，《ELLEMEN睿士》终于得到采访四位中国当代法医的机会。为什么是四位？因为探案从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即便法医这个工种，也有不同的专业分工——传统意义上的公安（现场）法医、研究意识的精神病学专家、与投毒者玩猫鼠游戏的毒物研究者、又或者是通过DNA检测判定事实的专家。在《ELLEMEN睿士》八月刊中，我们试图管中窥豹，从“法医”这个词出发，打开神秘的当代刑侦之门。
“死亡是我的领域。我以它为生。我靠它铸就在这一行的名声。”
——迈克尔·康纳利
EPISODE 1 / PREVIEW
现场法医秦明
死亡是我的领域
“什么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医？就是老百姓的理解，搞命案的。有命案了，要去现场。有一个人非正常死亡了，到底是他杀的还是自杀的。这种判断在我们公安机关。”
从业十年来，秦明经手的命案已经不下两百起，而能报到省厅来的，常常是疑难案件。每次摊上，秦明都必须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做解剖，抽丝剥茧，让尸体说话，让死亡过程重现。
从实习干到现在，出生在医警之家的秦明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份难以接近的工作？经历过哪些心理起伏？又如何抽离和淡然？
EPISODE 2 / PREVIEW
法医精神病学专家蔡伟雄
大脑的罪与罚
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核心是人，具体说，是活人。出鉴定结果不是机器而是人，鉴定的方式不是测量而是谈话，鉴定对象也不是一具尸体或一段DNA，而是人类身体最神秘复杂的部分——大脑。关于脑的研究早已分离出诸多学术门派，却依然存在着不少说不清道不明。法律却容不得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就像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专家蔡伟雄办公室的主色调，非黑即白，暗喻着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
蔡伟雄所在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坐落在上海的苏州河边，它的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这个80多年前成立的机构被公认为中国法医学的发源。在中国，法医不仅存在于公安系统，在司法、检查和大学中也存在，而司鉴所则代表着法医司法鉴定的最高水平，因此不仅向民众开放，也承担疑难刑事案件。
EPISODE 3 / PREVIEW
法医毒物学专家向平
化学实验室里的抓捕
在研究所六楼明亮的办公室里，向平穿一件淡绿色大褂，短头发，清清爽爽。“其实我们并不希望被报道”，她开门见山，担忧“更多的人反而能够借此认识到各类毒物”。
在大法医系统内，毒物专家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他们很少跟“人”接触，既不参与解剖，也不辅助审案，终日埋首实验室，一遍遍地与检材和仪器打交道。他们的任务看似单调，目的却异常明确：确定毒物、精确找到毒源，令一切用毒者无处遁形。
EPISODE 4 / PREVIEW
法医DNA检测专家李成涛
老行当，新科学
在刑事案件中，DNA常被用于检测人和物的关系；而在民事案件中，DNA最常被用于亲子和亲缘关系的鉴定。李成涛主导的司法部司鉴所的DNA检验部门，则两方面都有兼顾。“现在，稍微有一点知识的罪犯都知道，作案的时候要戴手套。”李成涛说。这意味着在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指纹的提取已经越来越难，而DNA理论上无处不在——权威鉴定部门可以从几乎任何组织，包括毛发、指甲、骨头、牙齿和体液中提取DNA。
司法局司法鉴定中心的办事大厅和其他的政府办公大厅没有什么两样。至少第一次过去，进行采访前沟通的时候我是这么觉着的。若干排位子，每个人等着，排队取号，跟银行没什么两样。除了刑事案件以外，司鉴所接的最多的是民间的亲子鉴定，每年有五千起委托。在国外，3岁以上的孩子是不允许做亲子的鉴定的，但是在我们国家，随时都可以。其中，不乏一些荒诞的故事，比如一个有若干情妇的土豪以自己有5个孩子为荣，最终做下来只有一个孩子是自己的……
明天起，我们将开始连载这四个动人的长故事，特别适合这个仲夏的夜晚，请关注我们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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