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可能使用过间谍手段

 

丁启阵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

之求之与？” ——《论语·学而》

 

子禽，姓陈，名亢。究竟何许人，历来有不同说法。郑玄、朱熹等认为他是孔门弟子，今人李零先生认为可能是子贡的学生，孔子的再传弟子。我赞成不是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的意见。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没有收入此人（有人认为《史记》中的原亢籍即陈亢，这说法当然是有问题的。《孔子家语》中既然已经有个原亢字子籍，就不可能还有一个陈亢字子籍的）；二是此人在《论语》中三次露面说话都不是弟子应有的态度和口吻，太不尊敬孔子了。这次之外，《季氏》篇问孔子儿子孔鲤，怀疑孔子对他开小灶，有私货传授；《子张》篇与子贡对话，直呼孔子之名（仲尼），质疑子贡过于恭敬孔子。

 

只有确定了子禽的身份，才能更好地解读这一节文字。

 

字面的意思不难理解。大致是：子禽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家，总是能获得这个国家政事方面的信息，这是他请求得来的，还是他们主动告诉他的。子贡回答他说：孔子是凭着他的温良恭俭让等美德得来的。如果说孔夫子这也是通过请求得来的，那也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请求吧。

 

子禽跟子贡的这番对话，历来的注家多怀着敬仰之情，尽量将其讲得冠冕堂皇的。有人说，国君施政，在黎民百姓那里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孔子一望可知，无需请求（侦察）；有人说，孔子因为具有温良恭俭让等美德，所到之处，人人仰慕，即使是暴戾傲慢之人，在他面前也会情不自禁地不加隐瞒，告诉他实情。

 

这样说，固然有给孔圣人的形象增光添彩的效果，但是，会跟史实发生冲突：既然孔子这么受人敬慕、欢迎，那他为什么又始终不能得到任用，让他有机会帮着治理国家呢？

 

对于这个矛盾，朱熹是这样的解释的：诸侯国执政者之所以告诉孔子自己国家的政事信息，是出于“秉彝好德之良心”；不任用孔子，是出于“私欲害之”之心。就是说，良心上喜欢孔子，私心上讨厌孔子。这个解释，貌似颇有哲理，其实很不合情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得人心者能生存，可称霸。孔子既然如此广受敬慕，他一定也有振困纾难的手段。他何至于周游列国十几年，一无所获，“累累如丧家之狗”呢？

 

我倒觉得，这一节文字，有趣得可以当故事看。

 

南怀瑾先生也觉得这一节文字好玩，他说：“……如果把它改编作话剧，那一定是一场很滑稽、很有趣，令人莞尔的戏。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贡的袖子，把他拉倒门边，避开了孔子的视线，然后压低嗓门轻轻的问道：‘喂！子贡！我问你，我们这位老师，到了每一个国家，都要打听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官做，还是想提供人家一点什么意见，使这些国家富强起来？’子贡回答得很妙！”

 

我所说的有趣，比南怀瑾先生所说的，更加劲爆。我认为，它更像谍战片中的情节。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时代。不难想象，各诸侯国为了让自己在残酷的纷争中能够生存、壮大，不被敌国消灭掉，必然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其中，谍战自然是少不了的。孔子带着一帮弟子周游列国，兜售自己的纲常、礼乐治国理念，得到诸侯国国君的赏识与任用，不可能不在军政上做一些功课，以求知彼知己，克敌制胜。事实上，《左传》之类史书中，的确记载了春秋时期不少谍战的故事和谍报人员的事迹。处于险境中的诸侯国，包括政事在内的许多信息，都可能成为招致敌国攻击的祸因，因而需要保密。

 

子禽的提问，语气神色之间，有可能隐藏着这样的怀疑：孔子师徒中，有人在做着间谍的工作。

 

从自贡的回答语言上，也可以分明感觉到，子禽的提问，触碰到了敏感地带。不然，子贡尽可以淡然答之，用不着先煞有介事地罗列一大堆孔子的优良品德，搪塞子禽尖锐的提问；然后，偷换“求”的概念，进行狡辩，模糊视听。合理想象，孔子周游列国的团队中，是有人分工负责谍报工作的。

 

孔子担任大司寇期间，在齐鲁夹谷之会上曾经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手段，有效地遏制了齐国的侵略计划。从这件事情看，孔子决不是一个迂腐的书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动用一下间谍手段，获知诸侯国的军政机密，一点儿都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