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8 22:13:43
有些皇帝当和尚是初衷，如梁武帝。
有些皇帝当和尚是出身，如明太祖。
明太祖朱皇帝元璋还在朱和尚重八的时候，显然日子过得很苦，但因为有个和尚的身份，也算在乱世中有了糊口的本钱。乱世流离，冷暖自知。在朱重八从事革命事业之前，应该感受到佛教对于这样一个失孤小孩的照料，点滴在心，念念不忘。
在战争的年代，朱重八还很有效的利用了佛教信仰网络来动员其追随者跟他一起战斗。而朱元璋本人，却不至于将他的信仰一直保持虔诚下去。
佛教对于皇帝对此世相万千有无深刻的启蒙。我们不得而知。朱皇帝元璋日后从政，并非全无善念，但杀戮之心之烈也不大像一个佛徒。
元朝末年，战争连连。寺庙被焚毁，十余二三。但信仰的网络倒是未被摧毁。在苦难的民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坚定人们的信念。
朱元璋从中受益，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最终获得政权。所以他也懂得感恩。
他登基的开始十年。命令朝廷向寺院捐赠。并出资修缮寺庙。他还赏赐给寺庙许多免税的土地。甚至让僧人参与他的朝廷事务。派他们作为外交使节出使。还任命和尚做王府的顾问。
也许皇帝那段时间，也确实比较闲在，他还将全国几乎所有的高僧一一请到首都聊天。战后的国家，满目疮痍。于是他让高僧们齐聚南京的寺庙里，超度那些战乱中丧生的亡魂。接连两年的广荐法华会，成为唐朝以来高僧规模最大的盛会。
皇帝似乎无比的信任佛教，使之几乎成为官方宗教的样子。寺庙不但可以不受拘束的打理自身的事务，还可以从国家那里拿到丰厚的补助。皇帝登基十年，对于佛教几乎不插手，唯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颁布法令，恢复过去的度牒制度——和尚去京城僧録司领取度牒，登记自己的身份，而有司只是将这些身份造册，然后复印下来送到各个寺庙，以便寺庙方及时方便的确定每个游方僧人的身份。
国家只是帮忙做了身份管理而已，而和尚剃度这件事，依旧由寺庙自己执行。简单的说，国家没有把手伸到寺庙当中去，皇帝乐见寺庙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
但好光景不长，这年，发生了胡惟庸案件。有人说胡惟庸是中国最后一个实至名归的相国。此后，中国再无丞相。所以此案意义重大。
胡惟庸案说起来扑朔迷离，实际上，就是帝权向相权开战而已。胡案连累到几万人受到牵连，对这个国家也起到了非常微妙的变化。皇帝说，以后我们不再设立丞相职位，后代也不许立，有谁提出建议的话，就将他凌迟，将他全家处死。皇帝也是人，当时的口气非常草根，他的旨意狀似发出毒咒，像一个怨妇。
有传说，胡惟庸请皇帝到他们家看西洋景（他们家挖出了一个有异像的喷泉），出宫的时候，据说皇帝的马惊了，被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拉住。皇帝这才惊觉胡家的上空阴云密布。派人勘查，发现胡家埋伏着甲兵。才确定胡惟庸谋反。那个名叫云奇的太监，在史书上查无实据。但明朝后来的皇帝，深度依赖太监也是不争的事实。
皇帝恨的是一个职位而不是一个人。怎么说呢，皇帝并非睡不着觉怪床歪而已，他也算懂得总结客观规律，懂得从根子上找问题。因为不是人出问题，而是制度出问题。
至于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不要难为皇帝的判断力了。只能说，我们大致看出朱皇帝元璋的办事风格。揪出萝卜带出泥，揪萝卜的力道，决定了泥能带出多少。朱皇帝元璋是此中高手，他办的案子，没有不牵连广泛的。他的土地上，处处深坑，以致人们忘了里面只是种了萝卜而已。
所以此案不久，佛教的好日子也跟着到头了，虽然找不出两者间的牵连，但也不怎么奇怪。宛如看出丞相制度对于帝权的掣肘，皇帝也看出佛教对于这个政权稳定的某些隐患。这距离皇帝登基以来已经有了十年的光景。他对着那些昔日欢喜的僧人们露出了鄙夷的神色。然后，开始出手了。
首先，他将他对于全国的寺庙进行登记，然后将佛教的所有教派分为“禅，讲，教”三派。禅派清修，讲派学习，教派呢，就负责深入民间向人们布道和举办仪式（丧礼）。各司其职，各安本分。
将信仰以官僚体制化进行简单的分类，虽不足以得到合适的学术解释。但越简单的分类，越有利于官方的管理，而跨教义分歧的分类，使不同意见的僧人们不得把精力浪费于内斗——总之使这些懒散和尚不再自由自在。再然后，可以按照国家的意志，帮助皇帝进行道德的宣讲，强化意识形态。皇帝此举可谓一石数鸟。
接着，皇帝命令向所有县以上的寺院派出会计，也就是所谓“砧基道人”。这些人负责寺庙的财务管理，保护寺庙土地不被买卖。并负责寺庙的外联事务，比如与地方官员联系，交涉寺庙的赋税问题。
当然皇帝并非关心寺庙的财务状况，而是通过设立此职，以确保僧人们有条件呆在寺庙里，不用出去抛头露面到处化缘。皇帝希望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有所隔离。虽然事实证明，这个通过行政命令试图保留土地不被买卖的方式，在明代这个商业化很充分的社会里，显得意义不是很大。
再接着，皇帝发布了“百日谕令”，要求在一百天内，强行推动寺庙的合并。将所有的小型寺庙合并到大寺庙中，看起来是强强联合，做大做强，事实上，不过无非借此手段大量淘汰掉寺庙。并获取寺庙房屋以用他途，此举超过了历史上大多数行政干涉佛教的力度，这场运动，当时就使寺庙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尽管效果明显，皇帝意犹未尽。1394年，洪武皇帝对于佛教最后一次干预，他颁布《避趋条例》，规定僧人不许化缘，不得与士绅联系，不得与官员俗人为朋，不得接受未成年人为沙弥。僧人们必须住在规定的寺庙之中，不要乱出门。
也在这一年，《金陵梵刹志》记录了皇帝说的这句话，他说，迩年以来踵佛道者，未见智人，但见奸邪无籍之徒，避患难以偷生，更名易姓，潜入法门。
与23年之前，皇帝对于僧人的嘉许“若僧善达祖风者，演大乘以觉听，谈因缘以化愚”。比较起来，已是深深的失望。当然，这何止于一个前辈僧人对于后辈堕落的恼羞成怒。
皇帝看到的，当然不止于部分僧人的堕落，更大的可能，是对于国家治理指导与制度的认识发生了改变。犹如革命者发现革命理论并不能维护一个正常社会之稳定。当朱皇帝元璋意识到对于这些昔日同道的嘉许以及放任，并不能有帮助他的政权保持发展时候，做出改变使多么顺其自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他为了为了后代清理执政道路，对那些居功的老革命同事痛下杀手之际，忽然意识到，掌握舆论工作的重要性，试想，那些游方和尚在市井巷陌对于无知民众的碎嘴该是多么讨厌。他们又如何将这些宫廷杀戮的血腥事件添油加醋的描述扩撒到民间去。
更何况这些闲的蛋疼的僧人们，穷极无聊，未必不生异端。假如让他们与老百姓紧密结合，妖言惑众怎么办。
即便是得道高僧，他们在宣扬善念的时候，假如不进行合理的引导，任由百姓将其与皇帝对于革命老臣狀似忘恩负义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朝廷要注重理论引导工作，而宣讲的和尚，更要掌握住宣传部门的主旋律定调。假如放任自流，想想都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所以皇帝下决心管理佛教的其中关键，还在于国家意志，与僧人对这俗世所能施加的公共权威的冲突。当然，朱皇帝元璋的手段想来粗暴，看似雷厉风行，当时也颇见成效，但是后果就不值得检验了。
略举两例，一是，洪武皇帝去世，他报以期待的孙儿建文帝的政权很快被燕王朱棣篡夺，而辅助朱棣的，就是一个和尚，名叫姚广孝。
一是，朱元璋恢复的度牒制度，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加强管理，但很快，也就100多年的时候，景泰皇帝为了增加一点国家收入，开始对度牒进行买卖。意识形态终于让步于财政收入。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历史证明，堵住不同声音的嘴，就以为彰显自己的正确。只不过粗暴拒绝别人提醒你的善意而已。
当然，历史也证明，历史这玩意，基本没有前车之鉴，但往往存在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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