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的政策总是相对容易的,即使是看起来没有太多争议的“禁燃”政策,也需要经过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古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烟花爆竹与春节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火药发明并被应用于烟花爆竹生产之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人用燃放爆竹驱除鬼神,庆祝春节,这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传统习俗。然而,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甚至乡村都开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起初是防范火灾隐患,后来则主要是基于空气质量的考量。
根据媒体的梳理,与2016年春节相比较,全国共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至少有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南昌、武汉及石家庄7个城市增加了对销售或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另有一些城市减少发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还有一些城市的相关部门公开呼吁市民不燃放烟花爆竹。当然,也有某些地方出现政策反复,1月14日,河南省突然出台覆盖全省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禁燃”政策,但仅过两日便宣布撤回。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对烟花爆竹的燃放禁令常常持欢迎态度。尤其在放与不放两种均属一刀切的政策类型下,更多的人都会选择不放。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这几年雾霾问题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任何有可能加重空气污染的因素,都容易引起公众的重视。其次是燃放带来的安全隐患,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出台《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主要原因就是之前春节多次出现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火灾事件。
环保是新因素,防火是旧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身体因素。以上海为例,作为一个人均预期寿命排名中国大陆首位的城市,大量老人聚集也带来了燃放烟花爆竹的健康考虑。对于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尚处于婴儿期的孩子,巨大的响声也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引发人命悲剧。
总体上,城市居民对于禁止燃放的支持度较高,但“多数人的民意”未必包含所有真理。以环保考虑为例,如果空气流通情况良好,一次性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高PM 2.5,在相应地区上空仅存在数个小时。也就是说,大年三十晚上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颗粒物,到了大年初一中午就可以扩散,空气质量也可以回到常规水平。因此,尽管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的污染影响不可否认,但也不应夸大。
再进一步说,燃放烟花爆竹对于制造“年味儿”的作用如果被承认,一部分人依旧保持对烟花爆竹的热情,那么是否应该探索一个相对中和的处理办法?例如在划定禁止燃放的区域中圈出可燃放点,或者结合天气状况来进行通知,以及提升烟花爆竹本身的标准等等。
当然,执行“中和”办法一个问题在于,执法成本会大大增加。事实上,目前不断扩大的禁放范围,已经让执法成本居高不下。今年春节,上海公安机关启动社会面防控一级加强勤务等级,即5万余名公安人员必须在岗工作。此外,上海市还组织了30万志愿者参与“禁燃”,一些快递企业员工也统一穿着宣传马甲送货。其他城市也有各自措施,付出的行政成本都不低。
烟花爆竹产业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一些政府突然实施“禁燃”政策,对于商家和厂家来说,都需要背负巨大的经济成本。河南省覆盖全省的“禁燃”政策之所以朝令夕改,与烟花爆竹产业链上的利益方联合抗议不无关联。有烟花爆竹企业提出“应该给环保型烟花产品一条活路”,在这场“禁燃”政策的辩论中,除了占多数的关心空气问题的城市居民,也应该倾听烟花爆竹产业从业人员的声音。
一刀切的政策总是相对容易的,即使是看起来没有太多争议的“禁燃”政策,也需要经过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移风易俗的口号面前,倾听更多不同声音,依旧有其价值。毕竟,我们需要看重禁燃的结果,也需要照顾禁燃政策实施过程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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