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切的政策总是相对容易的，即使是看起来没有太多争议的“禁燃”政策，也需要经过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古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烟花爆竹与春节之间的密切关系。在火药发明并被应用于烟花爆竹生产之后的1000多年里，中国人用燃放爆竹驱除鬼神，庆祝春节，这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传统习俗。然而，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甚至乡村都开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起初是防范火灾隐患，后来则主要是基于空气质量的考量。
根据媒体的梳理，与2016年春节相比较，全国共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至少有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南昌、武汉及石家庄7个城市增加了对销售或燃放烟花爆竹的限制。另有一些城市减少发放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还有一些城市的相关部门公开呼吁市民不燃放烟花爆竹。当然，也有某些地方出现政策反复，1月14日，河南省突然出台覆盖全省城市及农村地区的“禁燃”政策，但仅过两日便宣布撤回。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对烟花爆竹的燃放禁令常常持欢迎态度。尤其在放与不放两种均属一刀切的政策类型下，更多的人都会选择不放。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是大规模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这几年雾霾问题十分严峻的背景下，任何有可能加重空气污染的因素，都容易引起公众的重视。其次是燃放带来的安全隐患，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出台《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主要原因就是之前春节多次出现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火灾事件。
环保是新因素，防火是旧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身体因素。以上海为例，作为一个人均预期寿命排名中国大陆首位的城市，大量老人聚集也带来了燃放烟花爆竹的健康考虑。对于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尚处于婴儿期的孩子，巨大的响声也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引发人命悲剧。
总体上，城市居民对于禁止燃放的支持度较高，但“多数人的民意”未必包含所有真理。以环保考虑为例，如果空气流通情况良好，一次性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高PM 2.5，在相应地区上空仅存在数个小时。也就是说，大年三十晚上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颗粒物，到了大年初一中午就可以扩散，空气质量也可以回到常规水平。因此，尽管燃放烟花爆竹对空气的污染影响不可否认，但也不应夸大。
再进一步说，燃放烟花爆竹对于制造“年味儿”的作用如果被承认，一部分人依旧保持对烟花爆竹的热情，那么是否应该探索一个相对中和的处理办法？例如在划定禁止燃放的区域中圈出可燃放点，或者结合天气状况来进行通知，以及提升烟花爆竹本身的标准等等。
当然，执行“中和”办法一个问题在于，执法成本会大大增加。事实上，目前不断扩大的禁放范围，已经让执法成本居高不下。今年春节，上海公安机关启动社会面防控一级加强勤务等级，即5万余名公安人员必须在岗工作。此外，上海市还组织了30万志愿者参与“禁燃”，一些快递企业员工也统一穿着宣传马甲送货。其他城市也有各自措施，付出的行政成本都不低。
烟花爆竹产业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一些政府突然实施“禁燃”政策，对于商家和厂家来说，都需要背负巨大的经济成本。河南省覆盖全省的“禁燃”政策之所以朝令夕改，与烟花爆竹产业链上的利益方联合抗议不无关联。有烟花爆竹企业提出“应该给环保型烟花产品一条活路”，在这场“禁燃”政策的辩论中，除了占多数的关心空气问题的城市居民，也应该倾听烟花爆竹产业从业人员的声音。
一刀切的政策总是相对容易的，即使是看起来没有太多争议的“禁燃”政策，也需要经过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在移风易俗的口号面前，倾听更多不同声音，依旧有其价值。毕竟，我们需要看重禁燃的结果，也需要照顾禁燃政策实施过程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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