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是普法的好教材，但普法工作不能光靠这些鲜活的案例，更应靠平时的宣传、教育和引导。
原来，秦某采挖的“野草”，实际上是兰草系中的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刑法中设立有“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如此，法院对秦某的判决，并没什么问题。
但从秦某的角度看，这事又的确有点冤，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采挖的“野草”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平心而论，不要说一介农民，就算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可能也会犯这样的错——现实中，有多少人认识蕙兰？又有多少人知道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这真不是“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而是法律知识不够的问题。虽然法律上从没有“不知者不怪”之说，但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某种行为是犯罪，就充分说明相关普法工作存在问题。
就这起案件而言，秦某被判刑后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周边民众也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这是好事，但还远远不够，有关方面也该反思一下普法工作的缺失。
这种冷僻而严苛的法条，最终限制了平常公民基本意义上的自由。采摘路边的野花野草，本具有别样的诗意，但此事件一发生，换来诗意退场，刑罚登台的局面。
据《河南法制报》报道，河南省卢氏县农民秦某，在田边山坡上顺手采了3株“野草”，居然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兰，先是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检察院仍不满意，提起公诉，秦某最终因为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报道还称，无意间采挖3株“野草”就构成犯罪，这让秦某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也使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
秦某的思想一定是受到极大震动，我只不过是采了路边的野草，怎么就被拘留，又是被判刑，又是被罚款？就“冤屈”和“吃惊”程度而言，秦某在本案中的遭遇，可以与大学生掏鸟窝案、天津老太太气枪案、江苏男子跨区域用盐等案相提并论。在这些或金额极小、或危害微不足道的热议案件中，公众常常可以“学习”到许多冷门知识，也得以见证有关部门高效而迅速的行动。
秦某发现类似兰草的“野草”，长在他家农田附近的山坡上。他干完农活回家，顺手采了3株，奈何却被森林民警查获。经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秦某非法采伐的兰草系兰属中的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当时，秦某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7日。这起案件中，森林警察的恪尽职守值得关注。一个农民干完活，手里拿着3株野草，森林警察却能顺势出现，这到底是事件巧合还是森林警察频繁巡逻，颇值得寻思。
再者，通过大众媒体的介入，我们可以得知，蕙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兰科”野草，都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不过，《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名录》和《关于保护珍贵树种的通知》所列的名录中，却没有蕙兰这一项，之所以被作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乃是因为蕙兰出现在华盛顿公约(C IT E 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中。由于中国是CITES的缔约国，所以才参照“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名录执行。
不管是什么名录，如果不是这一次的事件，别说农民，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太可能知晓蕙兰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而且，即便是经过了此事，普通人也不会知道除了蕙兰之外其他看起来很普遍的野生植物。只要警察愿意执法，类似事件总能不断发生。所谓法律的严肃性，是建立在普及的前提下，假如从森林警方到司法机关，始终没有做好相关的法律普及工作，例如在村里张贴科普画册，或在保护植物前立下提示牌，那么森林警察就存在“选择性执法”的嫌疑。
本案的是非曲直不在法条层面，因为森林警察、检察机关都有章可循，蕙兰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采摘就该抓，法律上没有问题。主要的复杂性在于，这样的法律没有充分宣传和普及，客观上等于埋了无数地雷，等着不幸的人去引爆。
所以，这种冷僻而严苛的法条，最终限制了平常公民基本意义上的自由。采摘路边的野花野草，本具有别样的诗意，但此事件一发生，换来诗意退场，刑罚登台的局面。就此而言，这样版本的法治没有真正保护好我们的生活，这样的结果应该让从森林警察到司法人员接受“深刻的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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