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人大监督直接反映基层权力运行的民主化程度。人大监督的激活和对所谓效率的影响将使得公共治理少交学费，公共利益少受损。
“在基层人大工作不是一种照顾，不是退休前的过渡”、“不能认为它是‘二线’，而是‘一线’，甚至有时是‘火线’”，这些话发生的场景是全国人大会议中心，说这话的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南都昨日报道，从5月8日起，来自吉林、江苏、广东、西藏的347名新一届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在此接受“集训”。
由中央层面召集，对相关系统的基层队伍做密集培训，或可视为一轮大力度改革启动的前奏。2016年7月，公安部针对基层一线民警面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全国范围的视频演示培训，对应的则是中央深改组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系列改革举措。
对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进行集训，须投之于县域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中去审视。县域是最基层的国家治理单元，其治理的改进和优化，于整个国家而言都意义重大。而在县级权力架构的运行过程中，最被忽略也最应该被激活的恰恰是县级人大的监督职能。
按照人大制度的文本设计，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其与选民的接触和联系也应该最广、最深入。如王晨所言，“县级人大常委会作为最基层的人大常委会，关乎人民群众对人大工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县级人大在地方权力运行框架中的角色与位置甚至对整体治理转型而言，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尤其需要被制度无死角监督的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于民众而言最直接、最切身的感触便源自县乡级别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对县级行政(乃至司法)权力的监督，当然也有纵向监督的制度设计，但从监督实效、贴近程度来说，县级人大的作用几乎无可替代。
在中国五级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中，法律的实施和政策执行很重的任务是落实到县，县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堪称是身处人大监督工作的“最前线”，最能反映实际工作特别是基层的真实情况。可以说，当下中国绝大多数的热点新闻、公共事件其萌发缘起均来自“县级”这一国家治理的最基本环节，问题有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发现，矛盾是否有机会在火苗微弱的时候被化解，权力的基层运行状态兹事体大。而在回答基层政府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监督的问题时，县人大的角色不容忽视。
谁来监督县委书记和县长，敢不敢监督？能不能监督？首先便是对监督底气的疑虑。传统的官场权力观念中，人大、政协是“二线”，人大角色被认为是“帮忙不添乱”，但在传统看法中对何为“帮忙”、什么又是“添乱”存在愚昧且顽固的误区，深深影响和牵绊着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当一项不成熟、未经过独立科学论证的公共决策行将出台，大事必经人大程序，但人大监督不应该只是走走程序。在关乎区域治理前景的问题面前，人大只举手是帮忙，还是真正发挥监督作用、提出及时的批评、在关键时刻有喊停的勇气才是真的帮忙？表面看来，基层民主可能会延缓地方发展的速度、拖延建设步伐，然于全局观之，人大监督的激活和对所谓效率的影响将使得公共治理少交学费，只会让公共利益少受损。
此次对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的集训，直接针对人大监督的诸多薄弱环节，尤其是立法监督和预决算审查等问题。激活人大监督职能，不妨就从预决算审查这样具体而细琐的公共问题做起，人大代表勇于议政、让质询案先多起来。县级人大监督的每一步扎实与否，直接反映基层权力运行的民主化程度，它是一只振动翅膀的蝴蝶，不仅关乎民众的切身权益，也事涉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这样的宏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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