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车舆究竟是何时叩开了北京的大门》
车舆，人类最珍宠的尤物之一。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自从有了轮子，整个社会就有了飞翔的动力。作为文明古都的北京，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了车舆，从而进入了车舆时代呢？由于远古史料的匮乏，对于车舆的追踪溯源，只能从截取的并不清晰的镜像说起了。
轩辕黄帝虽是传说中的人物，但自有文字以来，各种典籍都把黄帝视作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始祖。他始终牢牢坐定了一个民族分量最重的第一把交椅。头顶中国纪传体通史第一大伽桂冠的司马迁，在他的千古名著《史记》中，开篇第一个记载的人物就是黄帝。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把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明冠以“轩辕”之名呢？在古代，“轩”是指带有篷子的车，而“辕”则指驾车的辕木。轩辕就是泛指车舆。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经典之作《汉书》中有这样的解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班固认为，船（独木舟）和车子都是黄帝所创造。北宋李昉等学者编纂的《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也确认了这一说法：“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据说黄帝先后发明了舟车、耕种、医药、制衣、畜牧等等农耕社会所需要的众多技能，人们唯独把“轩辕”冠在他的名号前，足以说明车舆对于当时社会有多么重要。由此可以推断，车舆于四五千年前就在华夏大地出现了。
黄帝在世时，为了百姓的福祉遍走天下，四处征伐挑起战事的部族首领。阪泉大战和涿鹿大战是统一天下最为著名的两大战役，而它们都在当时北京的辖属区域展开。前者在今北京市延庆区，后者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而涿鹿县历史上始终归属北京区域下辖，直到1949年才划到河北省。
这两场战争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车舆，黄帝取胜的法宝之一是应用了先进的战车。《史记》对这两场战争的地点和过程都有明确记载。
就此推断，车舆最早出现在今北京地区是在四五千年前，该不是捕风捉影之事吧。遗憾的是，黄帝当时发明的车舆是什么样，人们无从得知，只能寄托于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了。
殷商时期，车舆已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进入车轮时代。仅从出土的大量殉葬的车马坑，就可窥见一斑。自20世纪30年代起，至今已在河南安阳、洛阳，以及陕西、山东等殷商的诸侯方国地区发现70多座车马坑，其中安阳殷墟就有50多座。那个时代车舆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达官贵人去世都要有车马殉葬。
可以想见，北京地区古燕国的街头，那时也会是车水马龙景象。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殷商时期的车舆出土，就难以得知北京地区的车舆究竟是什么样子了。不过当时古燕国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且路途不远，车马往来应该十分频繁，兴许还有交互性的车舆买卖市场。因此，两地的车舆形制恐怕相差不多，甚至基本一致。
殷商时期，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陶文都出现了不少“车”的象形文字，这也让我们得以一窥3000多年前“车”的秘像。甲骨文有多种“车”字写法，足见车舆制作的繁荣，从以下三个“车”字，我们不难作出判断——当时的车舆已经有车篷或是车厢，大多是双轮车，两马驾车也很普遍。
从殉葬车马坑中可以得到更为具象的了解，这是一辆载客的车舆：其形制为双轮、独辕，方形车厢，辕的后端与车轴相连，辕的前端两边各有一匹或两匹马，车厢后面留有开口，便于乘客上下。载货车则比较简单，少有装饰，而车厢较大。
商王朝的用车制度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例如只有“士”以上的人才能乘坐用红颜色装饰的车舆，普通人不能使用两马驾车,等等。对道路的管理也有远苛于今日的规定，譬如：“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即把灰土随意扔在公共道路上，是要断其手的，远苛于今日之数百元罚款。不过，在如此残酷法令的背后，看到的是道路和车舆的高贵及神圣不可侵犯。
尽管古燕国不属商王朝管辖，但其相关的制度也不会偏差太多。有朝一日，古燕国的遗址或坟冢破土而出，有关车舆的一切猜想都将大昭于天下。
房山区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时期车马坑
北京人真正有幸亲眼看到上古时期的车舆，还是在1974年。考古学者在房山区琉璃河发掘西周燕国都邑城遗址时，发现了一号车马坑。这一重大发现令史学界着实兴奋了好大一阵。车舆的兴盛，将会撬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多元裂变。这些沉眠多时的睡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窥视那个年代北京社会的秘径。
人们看到，坑中车舆的形制与殷商时期变化不大，只是轮距变窄，车辕缩短，轮上辐条的数目也有所变少。这可能是考虑提高行进的速度和便利性。
在其后发掘的1100号车马坑中，有同样制式的独辕、双轮车5辆，考古学者从众多出土碎片中，拼装出了2000多年前北京地区车舆的完美图形。这5辆车的车轮直径都在1.35米左右，辐条18-24根不等；从辕首到车踵全长2.9米，辕首上翘，车辕后部置于车上，上面是车厢；车厢平面为长方形，前部宽1.3米，后部宽1.38米，前后长度为0.9米；车厢四壁均竖有栏杆，后壁有宽41厘米的可供上下的车门；车厢上立有直径为1.5米的伞盖，固定在车厢四角的木柱上。所有的一切都在日臻趋向于完美和科学。
琉璃河共出土西周燕国墓葬200余座，大中型墓穴都陪葬有车马，随墓主人生前身份高低，陪葬车马的数量有所差别。专用车马坑30余座，最大的车马坑葬有42匹马、10多辆车。有的是将马杀死后与整辆车埋入坑内，有的是将车拆散后葬入。车舆皆为独辕双轮，马匹排列整齐。坑内还有众多的铜质车马器。少数车马坑有殉人、殉狗现象。让今人不禁为奴隶制度的野蛮唏嘘。出土的众多车舆中，没有发现双辕马车，车轴也没有用上铁键。时间在等待着车舆进一步更新的脚步。
为了迎合车轮时代的到来，西周时期北京的道路也得到长足发展。那时四马并驾的车舆一般都要4米宽，也就是说当时的道路至少是4米以上的车马大道。如果是上下双车道，那么路宽起码就应该8米以上了。《诗经·小雅·大东》不吝溢美之词，歌赞西周道路：“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箭矢飞驰那样笔直。这样的道路真是让人神往。
西周时期包括北京地区的道路管理，有着不容逾越的律条。例如那时规定：“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其意是，道路两旁必须栽植树木，以指示道路所在，同时沿途还设有为过往车辆提供饮食的庐舍。不过，《诗经·小雅·大东》有这样的解说：林荫大道为“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也就是说，那些宽敞的路，都是供统治者使用的，平民百姓只能在一旁看看而已。
秦始皇陵出土的1 号铜车马
上古时期，北京地区处于辽宁西部红山文化圈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圈的交界处，或者说是两大文化区域的边缘地带。那时，北京没有太多的惊艳表现，用以吸引世人眼球。以至于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御驾亲临今北京城的天子是秦始皇。然而，秦嬴政还不是奔着北京来的，他的心之所向是渤海边的碣石，到那里寻求长生不死的仙丹。不管怎样，北京百姓终于得以目睹天子的御驾，而北京的车舆史也得以留下不寻常的一页。
豪华精致的车舆，蹄下生风的马队，是秦始皇炫耀皇威的得意之举。在他当政的11年中，大规模巡游有五次。每次要出动大小车舆80多辆，官吏兵丁1000多人，浩浩荡荡，其规模远胜于今天美国总统的出行。公元前215年，是秦始皇第四次巡游。他到碣石往返都途经北京。去时，经今河北省邯郸市，进今北京市宣武区一带，向东过通州区，再经今河北省蓟县东行，最后抵达碣石。回来时，没有走原路，而是从今北京地区的怀柔、密云向西，过今昌平区关沟、延庆区南，穿过河北省，返回咸阳。
值得一提的是，他乘坐的御驾确实惊世骇俗。1980年在陕西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秦始皇铜车马坑，坑内葬有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是真车真马的1/2。
考古学家经反复考证，认为这正是秦始皇当年出巡用车。一号车为立车，即立乘的前导车，也叫高车。单辕双轭，套驾四马。轮径较高，车厢较小，显得轻巧又灵便。车内配有多种兵器，显然这是开路前导的卫戍车。
二号车为安车，系双轮、单辕，四马驾车。车舆的外形和今天的轿车颇为相像，车顶为椭圆形。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是御手居处，后室十分宽敞，估计真车的宽度在1.5米以上，进深1.7米以上，舆厢四壁均有窗户。这种车行驶稳定性好，速度很快，冬暖夏凉，乘坐其间舒适惬意。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铸造、焊接、冲凿以及各种机械连接等等，都很精湛。虽然埋在地下2000多年，各种链接机关仍旧非常灵活。车身上绘有精致的彩色花纹，并以大量金银作为装饰，共有金质饰物747件，银质饰物817件，青铜铸件1500多个，极为奢华。安车无疑是为秦始皇预备的。
秦始皇出巡时，高车在前，安车在后。为了防止有人行刺，车队中有5辆一模一样的安车。车舆，可以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应该说在西周之前，车轮那隆隆转动的声音，就在强劲推动着北京城向今天进发。
文|丹妮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