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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 包裹着耳朵的自画像 1889年
作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梵高也可能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人。在20世纪20年代，当梵高与一群名为“后期印象派”的艺术流派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便与“狂画家”的标签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的引介文章将他标识为“疯癫的艺术家”“艺术狂徒”“狂画家”以及“狂人”等。
在那个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原作，画册稀缺且印刷质量粗糙的年代，梵高进入中国人的视域离不开鲁迅、胡愈之、俞寄凡、吕澂、刘海粟、汪亚尘、丰子恺等人的积极引介。但是有关梵高的出版兴趣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逐渐消减殆尽。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梵高文学出版又开始复苏。一些歌颂梵高的诗歌、散文和艺术评论不断涌现。海子在1984年写出了《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之诗，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海子的诗中，梵高就是上帝遗落在人间的非凡人。太阳、火焰、血液、燃烧的意象象征了梵高的颠狂和陨落。这是继诗人冯至于1940年写的《十四行之十四：画家梵诃》之后，间隔40多年再次出现的梵高诗歌。
此后，诗人骆一禾的《向日葵——纪念梵高》、余光中的《向日葵》、杨炼的《这片埋葬凡·高的天空》等诗歌作品也纷纷歌颂梵高。梵高诗歌在中国的“复兴”与80年代欧文·斯通的畅销书《渴望生活》（1983）、《亲爱的提奥》（1983）在中国大陆被翻译出版有关。
在艺术界，很多学生、艺术家则重新开始学习、研究讨论梵高的艺术。作为对当时刚出现的“梵高热”现象的回应，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江丰在《美术研究》上率先发表《印象主义的反对派——高更和梵高的艺术》（1980），批判性地谈论了梵高的艺术。随后，画家吴冠中也先后在《美术》等杂志上发表了《梵高》（1980）、《身家性命烈火中——读〈亲爱的提奥〉》（1984），藉以表达压抑多年的梵高之爱。
梵高 麦田 1888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初的作者对梵高的认识还是部分延续了20世纪初期的梵高观。江丰对梵高的批评文章仍然延续了20世纪初报刊杂志上那些流行的用语和字句。吴冠中在文章中则延续了20世纪初的观点，将梵高描述成飞蛾扑火、夸父逐日的狂者形象，他基本上继承了刘海粟、丰子恺所塑造那个高傲的梵高形象。
中国“梵高热”在90年代继续升温，然而，对梵高艺术的讨论和争执也开始增多。在1990年，出现了一个80多人参会的“梵·高艺术研讨会”，虽然当时并没有研讨文献留下来，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关于梵高的研讨会，它意味着批判性解读梵高艺术的开始。由于意识到梵高形象被过度文学化，例如《月亮与六便士》（1981）、《欲望生活》（1983）等文学翻译作品在理解梵高艺术方面扮演了过多的角色，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梵高艺术形象被夸张和扭曲的现象。例如，林和生的《麦田里的凡·高》、徐志戎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凡·高》等书籍就是试图翻转人们对梵高的刻板印象所做出的努力。
梵高 摘橄榄的女人 1889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在2000年以后，梵高仍是学术研究和文学写作的热点，关于他的文章数不胜数。单单从中国知网上获取的梵高研究文章就有上千篇。从题目来看，“为画而狂”“狂野的艺术殉道者”“狂出性情”“生命的狂逸与怒放”“纵逸狂放写人生”等与“狂”有关的主题研究依旧是梵高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重点和学者们的兴趣点。“狂者梵高”仍是梵高在现代中国挥之不去的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网络媒体的兴起，大量绘声绘色、图文并茂的短视频成为大众获取有关梵高知识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当知名艺术家和网络名人对梵高艺术和个人形象进行解读时，这些信息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梵高及其艺术的接受和理解。
可以确信，网络信息的力量不会亚于80年代的梵高文学，也会不亚于20世纪初报纸杂志上的梵高引介。当然，这些拥有巨大点击量的信息同样夹杂着偏见和谬误。例如，画家陈丹青在谈到他喜爱的画家梵高时，常常突出了梵高的狂人形象。陈丹青在纪录片《局部》第一季第四期中举例梵高曾经放出狂话，他说：“梵高早就想象过他会出大名，有一天他在给弟弟的信里面偷偷放过狂话，他说有一天全世界都会学我这个名字的拼（发）音。”陈丹青这种说法很有意思，也符合他认为艺术家必须“狂”的态度。
但是，在梵高那个时代，一个画家是很难想象自己能够在将来会拥有全球性知名度的。在那个没有电视、电影、网络，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出现的年代，“Van Gogh”这个艰难的荷兰发音也不容易被准确地传播到遥远之地。况且，梵高从未在书信中说过这句狂话。我们若仔细阅读梵高书信全集会发现：梵高虽疯，但不狂。实际上，这句经常被引用、作为梵高自我狂妄证据的话语最早出自一个梵高传记作家，他自由地改写了20世纪初一篇回忆录中的句子。
梵高 麦田与柏树 1889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有关梵高的误解还在继续，我们当然不能不假思索地予以接受。不然，任何的“尊崇”都是偏见或臆想，是对梵高本人的再次“消费”。造成对狂人梵高形象的崇拜现象，一方面是受流行读物中有关疯癫天才艺术家的“神话”叙事的误导；另一面也与中国文化基因中对“狂画家”的推崇有关。例如，1929年丰子恺写出了第一本外国现代艺术家传记《谷诃生活》（《梵高生活》），书中的梵高形象几乎就是一个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文人疯癫画家的形象。
此外，中国的梵高研究虽然热门，但是相关研究在学术性方面仍旧不尽人意。虽然很多研究者带着给出一个“真实的梵高”的美好愿望，但其作品本身也参与了对梵高形象的虚化、神话，甚至扭曲的过程。大部分研究暴露出了对世界性梵高文本的观察缺乏深度和广度；梵高研究的学术规范性（例如，在提及梵高书信和作品时所遵循的惯例符号：“C”“CL”“JLB”“F”或“JH”等）欠缺以及对研究方法的不重视；亦很难与国际梵高研究进行有效对话并推进。
梵高 白玫瑰 1890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我们当然可以说，一切艺术史都是当代史；或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准确无误的梵高。那么，我们是否放弃理解梵高的努力了呢？当我们说“向梵高致敬”时，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这些加给我们的梵高叙述进行思索和考察，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过于感情用事。当我们欣赏梵高艺术并了解有关他的故事时，我们不是仅仅按照自己喜好塑造、消费梵高，而需要倾听他到底说了什么，观看他到底画了什么。
梵高逝世100周年的时候，《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则匿名广告，至今耐人寻味，它是这样说的：
“文森特·梵高死于100年前的今天。我们要记住他的成就，以及所获得这些成就的方式: 艺术家们必须以诚实来寻找真理；商人必须记住，艺术的重要性与金钱没有任何关系；批评家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努力使得他们判断准确；欣赏者必须以同样努力和诚实去经历、体验艺术作品，就像创造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一样。”
（作者系艺术家、评论人）
编辑 | 贺 玮
制作 | 冯雅颖
校对 | 王密林
二审 | 殷 铄
三审 | 冯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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