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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山明朝还'茂林森耸,飞鸟不度',到清朝为何'所存百之一耳'?

自然环境是自然灾害发生的基本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人类的乱砍滥伐、毁林开荒、伐薪冶炼以及政治腐败,水利废弛,荒政不修等活动是自然灾害能够为害一方,造成灾荒饥馑的重要原因。为了防备灾荒,我国自古就有“耕三余一,耕九余三”的记载,其主要就在于告诫人们未雨绸缪,厉行节约,提前做好储备工作以备灾荒。如果不知积蓄,不善荒政,灾害来临之后只能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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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植被

森林对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局部气候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摇篮,表里河山,形势完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山西气候湿润、植被繁茂、湖泊众多,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与今天气候干燥、光山秃岭、灾害繁多、水土流失严重的环境截然相反,如此巨大的反差固然不是短时间内导致的,这其中自然原因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气候变化、河流变迁,但人类无休止地对大自然进行索取,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活动无疑也具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明清时期山西自然灾害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剧烈,据我国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研究:“明清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摧毁性破坏的时代,大量森林被砍伐由此而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旱涝频繁给山西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明成祖定都北京后,为了抵御蒙古族入侵中原,明朝沿着长城东从鸭绿江(今辽宁境内)西到嘉峪关(今甘肃境内)长达万里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在边防布以重兵,实行“在外兵马尽是屯兵,官俸兵粮,皆出于是”的政策,在这九边重镇中山西独占2个,即大同镇和太原镇。

大同边治所在今大同市,管辖范围东起镇口台(天镇东北),西到偏关东北的鸦角山,长达640里;

太原边治所在今山西偏关东北,管辖范围西起山西保德黄河岸,经偏关、老营、宁武、雁门关、平型关、龙泉关(阜平西)、井陉、固关,到黄榆关(和顺东),总长1600里,可见此两关主要集中在山区丘陵地带,此区域范围内森林众多,边防驻军为了建造营地、城堡、边墙、敌楼以及获得生活燃料和烧砖所需燃料,对此带树林进行了大量砍伐,军人私自进行伐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据邱仲麟先生研究,军人以修建营房为由砍伐山林,似已成为默许的通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山西阳和口一带,由天城至李信屯东西两边,修边墙一道,添设100余座墩台,加上大小土堡5座,其敌楼、官厅、营房共用檀桴枋等木149720根,围竿130根,松椽330480根,板栈2549100片。

明代山西森林的砍伐对北京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供应皇宫及各王府衙门厂库所需的生活燃料;二是为其修建宫殿,营建工事所用。北京作为京师,其所需日常燃料数量惊人,山西东部的太行山脉山高树茂,距京师较近,是官方指定采办柴炭的场所之一。

除了供应朝廷所需木炭燃料之外,明代迁都北京,大建工事,对太行山、五台山区森林都造成了一定破坏,明永乐期间开始修建紫禁城,规模宏大,耗时15年,工匠23万人之多,民夫上百万,此后又不断扩建修葺,而且我国古代建筑主要以木制,所以营建工事对木材的需求相当巨大,为了获得优质木材,永乐帝派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在山西的开采之地为五台山,除皇宫之外,各王府大臣修建府邸,营建林园,所需林木也相当可观。

山西作为主要采林地,北部山林遭到砍伐,主要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及恒山一带。尤其是五台山上森林茂密,木质优良,曾被专门指定为朝廷营造宫殿府库的采木之区。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到较高水平,奢靡之风渐起,官民竞起第宅,互相攀比,所需林木日增,在巨大利益的引诱下,一些官员联合边关驻守军队甚至将边防上抵御胡虏禁止砍伐的树木也任意砍伐,或者营建私宅,或者馈送亲友,致使宣府、大同树木已经“十去其六七”。

宣德九年(1434年),开采禁之风,“除成材大木,不许采取,其小木,及椽枋之类,听人采取货卖,经过抽分去处,每十根,抽三根。”由于进山开采合法化,木商纷纷涌入山林,虽然规定只能采伐小木,但建材和燃料利润丰厚,木商在利益的驱动下经常盗采“成材大木”,并且深入禁伐区采伐,之后朝廷虽屡次禁伐,但盗伐现象屡禁不止,山西北部一带树林造成了严重破坏。

五台山在明朝初期仍“茂林森耸,飞鸟不度”,但在嘉靖末万历年后当地商民渐以采伐为业,“诸州傍山之民,率以伐木自活,日往开来,渐伐渐尽,川木既尽,又入谷中,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如雨,喊声震山”。

经过严重砍伐,五台山林木已“所存百之一耳”,除五台山之外,恒山、芦芽山林木也遭砍伐。

明代实行屯田垦荒政策,并对屯垦非常重视,把军屯当为重要的军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若粮饷全部取之于民,则会加重人民负担,他鼓励将士屯田,且战且耕解决军粮问题。

为了能够解决边关军队的粮饷问题,朝廷鼓励在山区开垦荒田,边关九镇驻扎有大量军队,是屯田的重点地区,明代屯田历史时间长、规模大,深入到深山老林之中,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山西占据了大同镇和太原镇两处重要关隘,两镇范围内山脉众多,森林植被覆盖面积广,自建立九边起至明朝灭亡,在本区大肆开垦山林。

正统九年(1514年),大同前、后、左、右、玉林、威选、阳和、高山、天成、镇虏、朔州、安东中屯计13个卫和井坪、马邑、山阴三个千户所,共屯地11582顷。

在山地开荒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农作物收成微薄,抛荒现象非常普遍,“有今岁开种而明年即抛荒者,有歇种此段而复新开别段者。”众多土地被开垦后因为收获不佳而被撂荒,地表植被被完全破坏,而这种只顾一时之利,掠夺式的开荒方法只能使得大量土地退化、土壤沙化。

据庞尚鹏在《清理大同屯田疏》中记载,明中叶以后,山西大同府左云、右玉、平鲁一带,由于屯田,“地本接壤,粮有定额,而水冲沙压、咸薄不堪者多有之”,正是由于不合理地掠夺式地抛荒轮荒方法,使得大量土地土壤沙化。山西处于黄土高原地区,区内沟壑纵横起伏,生态恢复能力差,地表植被一旦破坏,容易造成土壤沙化、水土流失,进而导致河流泥沙量增长,洪涝灾害次数增加。

在朝廷的优惠政策下,大开屯垦之风,屯垦农田数量大为增长,虽然屯田广泛,但是由于多为山地,没有水利可以灌溉,加之地形条件复杂,纵有水源也很难为之利用,在冈阜、坡耕地上耕种,土壤有机质会逐渐消耗,所以明代屯垦广种薄收,产量很低,军屯仍然不能满足军队所需口粮。

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明朝政府施行“开中制”,即商人可以向边关军队运粮以获得“盐引”,进而可以凭盐引去指定的盐场进盐贩卖,起初商人还向边关运粮,后来由于路途遥远,耗费巨大,纷纷改为在军队驻扎地区屯垦种粮,开中盐法最先在山西施行,许多晋商以此发家致富,而晋商屯垦地点即为晋北山区,盐商雇大批流民在边区山地垦荒,进一步向山区纵深处开垦,甚至砍伐林木以获得田地。

由于明代积极推行“开中制”政策,大量陡坡丘陵植被被破坏,又加剧了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

明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生产,积极鼓励百姓开垦荒田,但是河南、山东等地由于元末连年战乱,人烟寥寥,地广人稀,大量土地被闲置,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进行开垦。而在山西江南等地由于没有遭到战乱,经过多年发展,地狭民稠,耕地数量不足,出现大量的闲散无地人员。

为了更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改善各地劳动力数量两极化分配的现象,朱元璋施行移民政策,从山西、江西、两浙地带调配大量人口迁往河南、山东和直隶地区,并给予土地和耕牛。

明初期由于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人民赋役较轻,通过国家有组织地移民活动,对于巩固明朝政权,恢复农业生产,提高社会经济,增加国库收入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明中叶弘治、正德以后,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到较高水平,吏治松弛,官员腐败,达官贵族土地兼并现象非常严重,耕地随之集中于少量人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为了继续生存下去,逃脱严重的苛捐杂税,众多百姓逃往深山,毁林开荒,山西山脉众多,沟壑相间,流民只能在陡坡上耕种,经过风吹水冲,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化,收成降低。人们又不得不向更深远山区垦荒,如此形成了越垦越荒,越荒越垦的恶性循环,不仅大量林木被伐,榛莽灌丛地表植被也被大量破坏。

如明代进士阎绳芳在其所著《重修镇河楼记》中指出正德前(1506年前),祁县诸山仍树木丛茂,人民很少砍伐,山泉涌出“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澎湃”,由于山地植被覆盖丰富,河流终岁不竭,也没有迁徙洪涝之灾,并且给人们带来灌溉之利。

但是正德后(1506年后),树木大量被砍伐,开垦山地,大小植被一律被铲,“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土人利用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孽,必铲削无疑”,经过此番毁林开荒过后,祁县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量增加,屡次暴涨,改道迁徙,最终给当地百姓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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