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3月28日,元世祖忽必烈下诏改京师中都为大都,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首都。对于蒙古统治者为何将国都定在北京,后世史家各执一词,普罗大众更是莫衷一是。事实上,历代政权的首都变迁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乃至时代的嬗变。
自晚唐以来,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不再来自西北,而是日渐崛起的东北契丹部族,再加上经济中心逐渐从黄河下游地区转移到江南,定都关中既不能扼守边境,又造成数目庞大的漕运开支,统治者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他处。这时,北控燕赵、南通江淮、居民众多、交通便捷的开封取代了凋敝破败的长安、洛阳,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开封城的兴起完全是因水陆交通之便,因此其盛衰与否就和运河畅通程度密切相关。
如果说交通便捷是开封的最大优势,那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就是开封最致命的缺陷。除了加强城防、屯兵京郊外,宋廷别无他法,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军费消耗,这与定都开封所带来的“守内虚外”政策是分不开的。其余政权则多以所在地区的治所为国都,比如成汉政权据有益州,因此以成都为国都;前凉占据凉州,遂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都。
反观北京,此时还尚未成为一国首都。在后晋政权将其割让与辽朝后,幽州仅仅只是普通的州,直到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才将其升为析津府,号称“南京”,又因古代曾为燕国首都而称作“燕京”,作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陪都。值得一提的是,辽朝共有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四座陪都,“南京”的地位并不突出。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国都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迁至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有数千年历史的北京这才等来第一次“翻身”。在女真人看来,燕都北依山险、南控中原、东拥渤海,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远超开封、洛阳、西安和南京等历朝古都。倘若我们仔细审视地图,就会发现北京位于华北平原、蒙古高原及松辽平原之间,西北枕着燕山山脉,西南直抵太行山脉,辽东半岛及山东半岛扼守着北京所濒临的渤海。如此独特的地形,必然会引起统治者的兴趣与重视。
不过对蒙古人而言,定都何处并不重要,只要能保持游牧传统就行——至少成吉思汗本人是无意定都北京的。然而到了元世祖时期,情况却发生了显著变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汉族堪舆大家刘秉忠、郭守敬师徒经过仔细考察,一致认定北京是最理想的定都地点,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水源匮乏。于是师徒二人从玉泉山引水,并通过地上、地下两条水脉入京。其中地上水源经太平桥汇入通惠河,因水来自西方,在八卦中象征“金”,故名“金水河”;地下水脉则后来成为皇宫祭祀“龙泉井神”的圣地。
一些蒙古贵族也在征战过程中意识到了北京的地理优势——处于东西地势交汇点,不仅离蒙古故土和东北游牧部落较近,还以掎角之势压制南方,进可掌控全国州县,退可迁回漠北重整旗鼓。因此他们提议在辽金两朝的基础上兴建大都,之所以要兴建,是因为当初成吉思汗率军灭金时将北京城一把火烧得精光。《元史巴图南传》记载,巴图南曾进谏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经过慎重思索,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3月28日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负责设计及建设大都。于是刘秉忠参照汉族传统的风水理论,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进行布置,历时24年方才建成,这也奠定了如今北京城的轮廓。此外,当北方民族建立统一王朝或外界主要威胁来自东北时,建都北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因而自元代定都以来,北京迎来了真正的腾飞,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维持时间最长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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