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雨瓢泼阻断行刑，院长开恩刀下留人
且说山西省南部，涑水河边，有个闻喜县，乃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之地，仅裴氏一门就出过宰相59人。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闻喜县的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一连枪毙了几批汉奸土匪流氓头子，人民拍手称快。1951年4月20日一大早，阴云密布之下，县政府大门边墙壁上又出现一张枪毙犯人的布告 。被枪决的犯人叫陈中昌，闻喜县南宋村人，属于小股土匪头子，犯有抢劫、杀人、越狱、武装抵抗归队四项大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布告存于档案，兹抄录于下：
布 告
闻刑字第14号
事由：枪决惯匪头子陈中昌
匪首陈中昌，一贯贩卖毒品，倒卖银洋，四九年主谋组织一股土匪，充当股匪队长，领导股匪十一名，持枪在闻喜各地先后抢劫行商及农民财物十次，共计骡子四头、驴一头、冀洋一千六百元、人民币七百万元、料面二两一钱，在本城北门外抢劫中，打死行商一人。同年六月，该股匪内孔宪文等被扣后，该犯并意图在公安局背后挖洞越狱，营救匪徒。七月间扩军时，该犯系逃亡战士，抵抗不归队，组织逃亡战士十二人，携带武器，集体抵抗，并预谋杀害干部。似此罪大恶极之匪首，破坏社会治安之罪行，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处该犯死刑，呈请上级批准在案，定于本月二十日午时，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此布
计开：惯匪陈中昌，男，年二十八岁，本县一区南宋村人。
县长 白桂林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
其实这布告昨天晚上便贴了出来，只是天黑，见到的人少；天一亮，便被人围了起来，大家纷纷仰着脖子去看，不一会消息便传遍全城，轰动全县。
原来，这杀人布告一连出过几次，要杀的总都是些大名鼎鼎的大汉奸，大土匪，大反革命之类，这回要杀的陈中昌却一反既往，乃是共产党有名的民兵英雄。陈中昌的英雄事迹尽人皆知，他曾任闻喜县一区武委会主任、区干队副队长、情报组副组长、石雷爆炸组组长。1946年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进攻晋南解放区，占领了闻喜全境，大兵压境之下，闻喜县三千余民兵，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只剩下13个人，人称“十三两黄金”，陈中昌便是这13位民兵的排长，所以后来被授予“人民功臣”的称号，发过奖旗的。
这位人民功臣又为何一下子变作惯匪头子了呢？大家难免议论纷纷，说啥话的都有。
宣判大会的会场就设在县政府旁边的一个广场上。原定中午12点行刑，会议要在上午10点钟前召开，各乡镇的群众需在9点前后入场。谁知还不到9点，天公不作美，阴沉沉的天空却突然下起雨来，把先来的人一下子都打散了，纷纷到别处躲雨。却有一个戴着草帽的老汉，冒雨赶着一辆驴车来了，就在广场边停住车，手里仍执着鞭杆，靠在车辕上，任凭大雨淋着，没有知觉一般，不再动弹。原来是陈中昌的父亲陈明道，赶来为儿子收尸来了。那牛车上放着一卷苇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干啥用的。
过了一会，雨小了一点，人们正期望着大会能及时召开，谁知只片刻功夫，天边又用来大片黑云，天便越发黑暗，那雨不但又下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大，满耳是哗哗的水声，广场上也积起一洼一洼的雨水。这雨一直下到下午两点多，还不见停，也不见小。赶车的老汉终于卸下车，牵着驴走了。他把牛牵到一户亲戚家寄放，又打听清了，宣判大会已经改在明天了，便急急忙忙到街上请人写了状词，赶着末班火车到了运城。
陈明道到运城时天已大黑，好在他来过运城几次，便摸黑直奔山西省法院运城分院。好在那时的干部，不论官大官小，都住在机关，二十四小时都可以算是办公时间。陈明道没头苍蝇般乱撞，找见分院一位工作人员，名叫车奉九，车奉九没有推诿，带着他见了秦院长。
陈明道进了秦院长办公室，跪下就磕头，叫道：“秦院长，冤枉啊！”
秦院长吃了一惊，忙扶起来人，请他坐下，问道：“你是谁？哪里来？慢慢说！”
陈明道回答：“我是闻喜人，儿子叫陈中昌，被判了死刑，本来今天就要枪毙的，布告都贴出来了。苍天有眼，下起了大雨，宣判会改在了明天。我喊冤来了！”
便流着泪大致叙说了儿子的冤情，最后递上准备好的呈词。那呈词还是早年间的格式语气，和那县政府的布告都存于档案，现照录于下：
呈 词
为冤抑不明、请求宽刑、调查底蕴事：窃民子陈中昌，为抢劫一案，谨将其案内显明者陈述于后：案中所谓抢劫骡子四头，均经分途调查证明，并无抢劫之事，呈送闻喜县司法局在案。我家有驴一头，更有底细手续，决非抢劫所得。其他嫌疑，自有乡民对质，不难水落石出。
知子莫若父。民子自胡宗南反攻之后，日日在家务农，所谓纠结逃亡战士抢劫之事，未免子虚乌有。民子在一九四八年夏天向新绛县贸易公司买过烟土十两，粘有“在顽区销售”字样，至闻喜被政府扣留，后经贸易公司证明，确属合法营销行为，旋即释放。民并不惜子死，只求调查清楚，毕竟罪归谁有，使民明了一下，亦不枉父子一场。案情重大，人命关天。急呈
分院领导核 恩准 早日调查，不胜期待之至。
具呈人： 闻喜县一区南宋村 陈明道
秦院长既是院长，对陈中昌一案当然早有了解，听陈明道一番申诉，觉得这案子确有蹊跷之处。当下查了一下，是分院4月14日发出的刑字第214号指令，批准对陈中昌执行死刑，经他亲手审批的。既已批准，如何又能收回成命？好个秦院长，在人命关天之下，马上拿起电话，向行署专员解玉田汇报，请求暂缓行刑；解玉田马上同意。秦院长便立即电令闻喜县司法科，对陈中昌一案暂缓执行，待查清后处理。
因为这道命令，陈中昌暂时免了死刑，但是不是冤案，能不能平反，还有一番激烈斗争。这是后话不提。
二、 误打误撞抢匪落网，错数错算九人进监
说到陈中昌惯匪头子一案的起因，实在叫你跌破眼镜，笑掉大牙。
这案子是在两年前，也就是1949年夏天发生的。
1949年春天，闻喜县解放已经快两年了，但社会治安状况一直欠佳，有小股土匪出没于城乡之间，抢劫行人财物。5月1日，竟在县城北门道发现一具被杀的无名尸体。公安局费了好大的力气，仍然没有破案。
7月下旬的一天，公安局长郭勇鋭带了几名干警从乡下办案回机关，路过县城东大街，无意间发现街边一座饭店里，有几个人客人在饭店里喝酒，猜拳的声音很是刺耳。郭勇鋭好奇：这个时候，老百姓都为吃饭发愁，还有谁在大吃二喝呢？就进饭店去看。见一张桌子边一圈坐了六个汉子，年龄都在二三十岁，那饭桌上的大鱼大肉摆的满满当当，十分丰盛。再看那六个人，也都带着匪气，不像是正派百姓。郭勇鋭当机立断，下令把六人都抓起来，押进公安局。不料竟让他猜对了，一审，果然是伙土匪，刚在庄尔头村边公路上抢了人，正拿抢来的钱吃喝。为首的抢匪叫孔宪文，其次是王和水、陈根友、陈麦东、陈喜堂等。又经过几次审讯，六个人又招认了另外一次抢劫。口供与群众报案相符，按说就可以结案了。谁知因为一点小小差错，遂又大动干戈，牵扯出一大批人来。
是何一点小小差错？说来可笑又可气。原来一位承审的警察犯昏，明明六名罪犯均已到案，他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却只算出五个来，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没归案。这怎么行呢？汇报上去，局长郭勇鋭吃惊道：“原来还有一个劫匪在流窜呀！怪不得最近社会上还有劫案！”就指示干警们对到案的五个劫匪穷追猛打，不但要把那个没有落网的匪徒供出来，还要深挖细找，挖出更多土匪。
于是一轮新的审讯开始，审问对象依旧是六人，却似乎仍旧只算作五个。六个犯人异口同声再无同伙，也再无其他抢劫事实。警察们怎肯相信？于是便拿出惯用的手法，开始使用刑罚。
根据1952年山西省司法改革检查组调查结果，闻喜县公安局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审讯中使用的刑罚有十多种：前铐两副，背铐三副，背铐加钢丝，脚镣两副，棍打，绳吊，火柱烫，开水泼，老虎凳，钢钳夹，假枪毙，站砖，跪砖，举砖，雪地冻，太阳晒，顶水罐等，俨然国民党拷打共产党的刑讯室。刑讯下的口供往往相互矛盾，无法结案，就将同案犯移至同一监房，诱使犯人串供，甚至采用同案犯陪审的恶劣手段。局长郭勇鋭曾亲自召开犯人大会，给不招供的四名犯人戴上脚镣手铐，给所谓坦白好的犯人给予伙食优待。
所谓伙食优待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国家拨给犯人每人每月45斤小米和三块三毛菜金，看守所却将这些钱粮克扣掉，用来修建机关门楼、装修办公室、补助办案费用。犯人的口粮菜金则向犯人家属索要。有的犯人家庭困难，或者根本无亲属可言，便拿不出那份钱粮，每日只能喝四两米的米汤。有的虽然出足了，但看守所总还是要尽量再克扣出一点来。犯人们便都给饿的半死不活，先后饿死犯人七名。所谓伙食优待，便是能多吃到点食物，那怕是一个窝头，也是好大的恩典。
孔宪文一伙不傻，都不想给自己多揽罪，也不愿诬陷好人，然而却由不得他们了。孔宪文被戴上背銬，52天不卸，吃饭屙屎都成问题，实在熬不住了，只好叫说啥就说啥，把原先的两次抢劫增加到19次，而且每次都有许多熟人朋友参加。孔宪文招了，其他五人自然也都依样画了葫芦。而这许多新供认的同案犯里，首犯便是陈中昌。
原来，孔宪文和陈中昌都曾是闻喜县一区的民兵，后来一齐收编到闻喜县独立营，陈中昌是排长，孔宪文是班长。1947年，两个人又一起从县独立营请假回家，再未归队，当时的说法就叫“脱离了革命队伍”。公安局许多人和陈中昌相熟，知道孔、陈二人的关系，抓住孔宪文，自然就怀疑上了陈中昌，稍一引导，垂死挣扎的孔宪文便把陈中昌咬了出来。既然咬出了陈中昌，陈中昌的朋友、战友也就一个个躺着中枪，即有：南宋村聂子安、张吉有、王世元、续水珍、郭全水、聂引管，夏县沙流村（与南宋村交界）的闫立有、李管录，连同陈中昌，共是九个人。
一下子抓住这么多土匪，当然是公安局为社会治安做出的一大贡献，局长郭勇鋭向县委汇报过，很受称赞。1949年9月22日，夜深人静时，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力，将陈中昌等九人一并抓获，关进监狱。这九个人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岂肯认罪，个个叫屈不已。于是，公安局从局长到股长、看守所所长、审判员齐上阵，分步骤有理有节展开了一场会战，决心攻克这个土匪堡垒。怎么攻？先从打反手耳光开始，然后是一连多日戴背铐、背銬加钢丝。九条汉子仍不招认，便再升一级，雪地冻、火柱烫，从早到晚车轮战。如此从秋到冬，九位汉子终于熬不住了，乖乖地一一招供。那时犯人的供词不叫供词，叫反省书。十多份反省书放在一起一看，不免信口雌黄，矛盾重重。怎么办？老办法，互换监房，相互通气。又命所有人的反省书由孔宪文一支笔来写。孔宪文积极表现，不敢怠慢，无奈抢案太多，还有杀人、越狱、武装抵抗归队等情节，每次犯罪又都是团伙性质，谁指挥，谁参加，谁在前，谁在后，作案过程，分赃情况，真个是千头万绪，比写一部长篇小说还复杂，孔宪文一支笔又如何能顾得过来！也只好先抓大头，粗线条上尽力一致。最后难免仍旧漏洞百出，却总比原先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形好多了。
1950年年末，陈中昌股匪抢劫案终于了结。此时闻喜还没有检察院，也没有法院，由县政府所属司法科代行法院职责。公安局遂将案子起诉到司法科。司法科接手，要进行复审，一般都是例行公事，差不多就是虚应故事。审判员大致翻翻案卷，发现矛盾太多，要统一起来还不知道要审问多少回，如果犯人翻供，就更要大费周章，便想了个法子：在复审之前，索性把陈中昌及孔宪文十多人关押到一个大监房，好让他们相互交流，统一口供。
谁知这么一关，反而生出许多事端。一伙人先是相互埋怨，这个说：“你小子平白无故诬赖老子干啥？老子那点亏待你啦？”
那个回答：“我咬你是实，你有种，别承认呀！”
“就算你吃不住家伙，咋能又抢劫又杀人又劫狱！就不能说轻一点，少咬几个？”
“那由得了我吗？我愿意吗？给你栽赃，不也是给我栽赃吗？”
孔宪文也叫屈道：“我几个人只抢过两回，可是打得受不了，就一口气招了十九回。人家他们又嫌多，给减成了八回。”
陈中昌说：“都别抱怨了吧，再冤枉，有我冤枉吗？我这分明是死罪，不也认啦？我做鬼杀人抢劫了吗？”
一下子都沉默起来。沉默过后，便相互体谅起来。第二天早上，便相约翻供。
司法局发现自己弄巧成拙，犯人们纷纷翻供，倒也不急，上刑就是。恰在此时，县长白桂林陪同专署司法人员来到监狱检查，白桂林给犯人讲话，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许使用刑罚。本是官样文章，聂子安等四个人当真起来，就大着胆子，找专署人员提出了申诉。县长一走，审判员李平章马上召开犯人大会，大声问道：“刚才，谁找专署同志谈话来？”
聂子安四人看看蒙混不过去，只好承认。
李平章大怒道：“你胆大！你勇敢！你骨头硬！你竟敢推翻口供！”立即当众给四人戴上了脚镣。
大家看看翻供的结果不过如此，知道硬顶下去，不过是将受过的刑罚从头再受一遍，最后还得认罪，那是何苦？于是一下子又都死了心。
然而司法科却又有了新想法。面对这人数众多且时刻想翻案的股匪，审判人员很是挠头。挠头什么？工作量太大了！人多案多，情节纷杂混乱，口供不一，要把这案子办整齐，得费多少力气，耗费多少时间？就这么一群土匪，值得费这么大劲吗？再说，既然是惯匪，岂有老实坦白的道理！就算坦白，也岂有说实话之理！也岂有不翻供之理！所以实在不值得再认真审理一遍，就算公安局的案卷有点出入，出入也不会太大的……如此这般一考量，便形成决议，也不管原先口供是不是属实，是不是相互矛盾，也不管犯人们是否翻供，判决就是！
1950年4月26日，闻喜县司法局作出判决，判决陈中昌死刑，其他人判半年至八年有期徒刑不等，其中孔宪文八年，聂子安、王世元七年，续水珍、陈焕堂五年。5月2日判决送达，陈中昌不服，并且翻供。李平章破天荒对案卷中的抢劫事实拣出一件好落实的抢案，亲自做了一番实地调查。本想落实罪状，令陈中昌服罪，却发现所谓的发案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李平章回机关，恍然大悟道：“这些家伙，有意歪曲作案地点，叫老子白跑一回！”便不再调查了，仍维持原案不变。遂将案件呈交上去，经县委书记李楠、县长白桂林、公安局长郭勇鋭、司法科长方向明签名盖章，核准了，报运城分院批准。分院报省院，经历一年时间，遂于1951年4月14日批准对陈中昌执行死刑。总算侥天之幸，大雨打搅，又碰上秦院长头脑清楚，及时制止，死刑没有执行，陈中昌留下了一条命。
三、知错不纠再判死刑，有法必依个个严惩
且说陈中昌的死刑因大雨阻挠未能执行，闻喜县司法科旋即接到运城分院电令，不但要对陈中昌死刑暂停执行，还要求对案子进行复查，很是吃惊，上下一片沉默。科长方向明不敢怠慢，次日便亲自到运城面见秦院长请示，才知道分院刀下留人的缘故。方向明当下想：这枪毙人从来是保密的，虽然要贴布告，但都是在宣判后才贴，陈中昌的宣判会没开成，陈道明如何能得到消息，赶来运城喊冤？回到机关便查问这事。原来，漏子出在县政府通信员小马身上。这小马在4月19日晚上拿到布告，办公室吩咐次日上午贴出去，小马不知规矩，想，这布告反正要贴出去的，何在乎迟早？早点完成任务岂不更好？便在当晚把布告贴了出去，好腾下时间，次日上午专看杀人。陈明道正是从布告上早早得到了消息，一大早便赶来收尸，等到下午不见大会召开，才急急忙忙赶到运城喊冤。
方向明抱怨一回，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把陈中昌的案卷拿过来细细看了一遍。这一看不打紧，登时出了一身冷汗。案卷确实漏洞太多，矛盾重重，吃不住检查的，便派另一个审判员李鸿泰对此案进行调查。李鸿泰看看案卷，为难道：“这么多事情，我一个人查到哪年哪月？”
方向明道：“全部查不现实，你先就抢劫罪查两桩，查过再说。”
李鸿泰就调查了两起抢劫牲口的案情。案卷上有时间有地点，都明明白白，可是到那两个村子问来问去，根本就找不到丢牲口的主儿。没办法，回来交差。方向明怀疑李鸿泰有倾向，就又派另一个审判员刘立志去查，却不是去一桩桩落实案情，是叫刘立志押着陈中昌到太原去对口供。方向明的想法，是先将口供统一起来，再说。
陈中昌一案十多人，既然判决了，都已经执行，只有陈中昌一人没枪毙成，还关押在闻喜监狱，其他犯人都已递解到太原劳改去了。刘立志领命，押着陈中昌到太原，分头审讯。这刘立志本是个秀才，耍笔杆子是高手，审犯人就外行。一连审了多日，同案犯们有的矢口否认任何罪行，有的虽然认罪，但口供仍旧矛盾百出，而且认了翻，翻了认，认认翻翻，翻翻认认，没完没了。刘立志看看理不出个头绪，情知是个冤案，只得又押着陈中昌回来复命。
至此，明眼人都能明白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司法科长方向明如果不是傻子，也该明白，这是冤案一桩；就算心里含糊，也该认认真真一件一件做个调查，弄个水落石出才是。然而方向明却把案子撂在一旁，再不过问。他是怎么想的，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很明白，如果翻案，那结果会很严重，不但要得罪人，怕是不免要受处分的。他哪里能料到，这是他最后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那就对不起了，等着他的就是身败名裂了。
1951年8月1日，闻喜县司法科第二次判处陈中昌死刑，照例经县委书记李楠、县长白桂林、公安局长郭勇鋭、司法科长方向明签名盖章核准上报。这时死刑判决权收归省法院。同年10月16日，山西省高级法院（51）法刑特五字第3877号令，核准陈中昌无期徒刑。期间不论省法院还是地区分院，都没有做过任何侦讯。
1952年月，三反运动开始。当年6月，华北地区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运动，旨在整顿各地司法队伍的良莠不齐的状态，建立健全司法制度。为配合运动开展，山西省委对各地下派了司法检查组，对建国以来的案件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检查。
检查组来到闻喜，对司法科的案卷进行审阅，陈中昌一案立即引起了注意。因为仅从案卷看，没有旁证，没有物证，有的只是案犯的口供，而口供又矛盾百出，前言不搭后语。便在闻喜县相关人员的配合下，对案卷所列多条罪状逐一进行了核实。
首先调查陈中昌杀人一事。根据判词，陈中昌曾带领一伙抢匪杀害了一个叫王树林的行商。再看供词，都承认抢劫杀害王树林一事，但时间地点不一，抢劫的财物或这或那，或多或少，有说是八个人参加，又说是六个人，有说在县城北门道，又说在县城外的七里店。经调查，王树林确有其人，是河南人，至今仍在西安经商，何曾死过。
检查组又跑了小郭店、泊头、南宋、宋店、晋庄、夏县胡张等十多个村子，一件件落实抢劫案件，结果这些村子要么根本就没发生过抢案，要么虽然发生过，却都是多年前的事了，与陈中昌案卷上的抢劫牛头不对马嘴。既无抢案，所谓赃物也就纯属子虚乌有。
又到南宋村调查陈中昌武装抵抗归队一事。1947年7月，南宋村有十多名独立营战士逃跑回来，不再归队。不久，县里派人到南宋村，试图劝说这些人归队。这些人闻讯，就都跑到地里，躲藏了起来，躲了三天，县里的干部走了，才又回家。武装抵抗之说纯属捕风捉影。这些人虽然是革命逃兵，应该受到批评教育，但不至于糊涂到武装抵抗政府的地步。
至于陈中昌组织越狱一事，一样仅有相互矛盾的口供，并无任何人证物证。还有贩毒一事，属于投机倒把，但也确实是把解放区的烟土贩卖到国统区，并不犯法。
只有孔宪文四人有两次抢劫属实，但属于轻罪重判。
检查组顺蔓摸瓜，查出了闻喜县司法科及公安局、看守所严刑逼供、克扣囚粮、奸污女犯等严重违法乱纪的问题。从1948年6月至1952年底，错捕错判案件16起43人。监狱长李某，因奸污女犯十一名，被逮捕法办，最后被判处死刑。司法科审判员李某被判刑十五年，科长方向明被判刑七年，郭勇鋭已经调任垣曲县任县委书记，仍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县长白桂林被山西日报在头版点名批评。其他许多相关司法人员也受到严肃的党纪政纪处理，恕不一一列举了。监狱长李某被判死刑后，县里上下熟人朋友甚多，为之惋惜，极力设法活动，希望能免一死，却终是白忙一场。问题可谓大矣，然惩罚亦可谓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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