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油画创作与研究。
2017年年底,何红舟老师通知我尽快确定“文化部重大题材美术创作项目”的选题。他笑着对我说,只有两个题目没有落实,一个是“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一个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何老师认为我经常在农村画人物写生,对农民形象有一定积累,于是直接建议我选择画苏南的乡镇企业。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懵懵懂懂地便接受此建议。
当时,我正在创作中国美院90周年校庆历史画系列——《国美春秋·端阳》,这件3×9m的大型作品耗费了我不少心力。从2016年开始,我先后完成《吴阊雅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代风范》(“百年追梦——浙江省精品美术创作工程”)、《孤山证印》(“全山石油画高研班”毕业创作)三件历史画作品,《国美春秋·端阳》是第四幅。这些作品隐藏了我的一条创作主线,就是始终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尽力追求绘画的人文气质和经典气息。同时,这些历史画的主题也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次接受“乡镇企业”的创作重任,我竟一时陷入困境,完全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乡镇企业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要的经济现象,邓小平曾誉之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客观角度看,倘若以小说或影视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它们更能延展时空的厚度,较为立体而全面地表达出乡镇企业的创业史。然而,我不可能有选择的余地。
2017年11月,著名党史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刘金田先生来杭州指导创研班教学。刘金田先生同时也是著名的邓小平研究专家,他不仅著作等身,还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他曾担任《邓小平》《中国1978—2008》等大型文献纪录片的总撰稿,成果丰硕。他熟悉相关历史与政策问题,也善于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揭示问题要害。刘金田先生针对我的选题,果断地为我提供了表现乡镇企业招工的重要思路。乡镇企业的重要历史贡献之一,便是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招工的场景能很好地反应这一特点,同时在绘画上也拥有较大的表现空间。
由于主要精力还放在校庆历史画的创作之中,我缺乏时间进行素材收集和画面构思。第一轮评审时,我的草图因氛围太像高考公榜而被否定。专家们建议我以三联的形式,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著名乡镇企业家和农民大众置于画面中心,同时两翼展开乡镇企业的典型场景,能够有效增加辨识度。我犹豫后接受这一建议,顺着这一思路连续创作了四五套草图并在北京第一轮评审时顺利通过。不过,我内心依然有所不甘。
在文化部最后一次草图审稿即将到来之时,创研班班主任、中国美院油画系孙景刚老师特意来我画室。他对我说:“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负责,目前的草图非常安全、也非常稳。然而,你应该对自己有所要求,要想到如何去突破自己,如何与以前不一样。校史画现在已经完成,再次重复群像的构思没有意思。第一稿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它完全可以进一步发展和调整。刘金田老师关于招工的思路非常好,最重要的是它能够画出油画的味道。不要完全按专家的意思,你需要做的,是用更好的构图来说服专家。”孙老师的一席话坚定我的信心,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完全推翻已审核通过的草图,再起炉灶。
我从小喜欢看连环画,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对我今后选择写实绘画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那是我艺术道路上的“第一口奶”。我常常如饥似渴地坐在县城电影院对门的书摊,长时间地阅读那些小人书,如痴如醉,以至于我今天还可以如数家珍般讲出许多重要的连环画作者及作品。这其中,改编自路遥同名中篇小说,孙为民、聂鸥夫妇所绘制的《人生》,印象尤为深刻,画面透露出的现实主义的力度与深度,一直深深感动着我。2016年,全山石先生带我们赴欧洲考察,在巴黎的小皇宫博物馆,我们被莱尔米特的《菜场》巨作所吸引,而在卢浮宫及奥赛美术馆再次邂逅德拉克洛瓦、库尔贝等大师的传世名作时,我们依然感到极大的震撼。着手创作前,我再次阅读他们的作品。
许江院长看到我突然拿出的最新草图,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正当紧张之时,他突然回头微笑着对我说:“没问题,好好再打磨,就这样干下去。”之后,他在创研班谈起对绘画情节性问题的思考,许老师说:“我们很长时间都在批评情节性,但至少对于历史画创作来说,情节仍然十分重要。《伊凡杀子》《土耳其苏丹给查波罗什人写信》《意外归来》及《女贵族莫洛卓娃》《近卫军临刑的早晨》等作品,除了高超的艺术技巧,画面在情节的安排与处理上,也是感动和吸引我们的重要因素。所以,见人、动人、感人,依然是当今历史画创作的核心。”
新的草图将时间定位于20世纪90年代,这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以苏南地区乡镇企业招工为表现内容,是为突出它在中国乡镇企业中的特殊地位。草图很快在北京通过。签约后不久,我前往无锡等地调研,为进一步熟悉农民形象,我又选择前往福建泰宁和故乡南丰写生进行“深扎”。事实证明,这些前期积累对后期的创作十分关键。
进入具体创作实施阶段,我首先按照自己的习惯,直接将草图投影到画布,仅仅大致定位并确定比例,然后直接用大笔建立色彩关系与黑白灰光系,完全不考虑形体的准确性。这种“短兵相接”的好处是不会过早被造型所束缚,缺点是不明确处太多,一个改动往往导致大范围的调整。由于生怕黑白灰不够强烈,我一开始就把关系拉得很开,以至于重颜色长时间发闷。孙景刚老师和我聊天时,把何红舟老师的创作经验告诉我,宁可先略粉一些,再适当加重,这样方便把握,可惜我已经来不及改变。
我少年时代曾在县城见过工厂招工的场景,对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氛围记忆尤新。我将画面分为三组,中心是乡镇企业的厂长向群众进行宣传,各色农民群众向他靠拢,有的在听他讲话,有的在认真填表,他们中既有人充满期待,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中心的女主角正努力伸出手臂,希望得到一份报名表。左右两侧的人物则或在商量、讨论,或在仔细阅读招工启事。他们有的兴奋地向现场赶来,也有“吃瓜群众”,他们并不关心招工本身,而是热情地与乡亲聊天。总之,我希望画面的生活气息要浓郁,绝不能概念性地进行图解。画面远处的横幅,我思考再三,选择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标语,这实际上是对乡镇企业特点的一个高度概括。创作前期,我一边建立画面关系,一边不断地调整人物形象并尽可能使用在农村现场所随意拍摄的资料,或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哪怕影像模糊,却具备原汁原味的特点。毕竟,时代气息是画面的关键,必须准确传达出特定时期的年代感。创作过程中,一位有分管乡镇企业经验的领导告诉我,画面中应该适当出现学生的形象,他们可以是落榜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是刚刚毕业、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在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人才基础。这一意见十分重要,于是我的画面中出现了几位知识青年的形象。
画面一天天在逐步推进中呈现,人物形象也慢慢具体起来。何红舟老师多次告诫我要注意回到小稿中的整体感。他认为我画面中丧失了小稿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人群的团块感。这个问题十分致命,我虽想尽办法去解决,但最终的效果依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背景基本取材于我的故乡南丰。南丰老街还有不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我尽可能将那些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特征融入画面。2018年年初,我在中国乡镇企业博物馆考察参观,中国的第一家乡镇企业——无锡春雷造船厂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正是在这里,我的脑中突然冒出“春雷·1990”这一画题。“春雷”不仅是实指,又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于是,我最终将“无锡春雷......”作为企业的招牌而出现,作为画面所隐藏的一个画眼。
直到创作接近尾声,我对画面中厂长的形象还极为不满,一直搁置未曾深入。由于他在画面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重要性不言而喻。几番柳暗花明,我发现创研班同学、苏州大学刘玉龙老师可堪入画。在即将交稿的前两天,我用手机为他拍了几张照片,回工作室后几乎一口气便完成对厂长的形象塑造,效果基本令人满意。
现在,创作已经结束。作为一名“70后”画家,回顾自己近五年来历史画的创作经历,其间甘苦得失,很难完全用语言表达。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思考全山石先生所提出的油画本体语言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丰富,绝非片言只语能够道清。就我个人理解,全老偏重于以色彩为中心的语言体系,这也是他为我们授课时谈得最多的问题,我力求通过写生,尽可能提高对色彩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从这个意义讲,《春雷·1990》也多少包含我对色彩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尽管进步并不那么显著。
作品虽已通过文化与旅游部首轮验收,但依旧存在许多不足。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创作周期稍嫌不够,因而在深入刻画的程度上有所欠缺。同时,画面情节的设计还可以更为巧妙。就绘画语言而言,画面总体有些干涩,不够滋润,这都是画面所留下的遗憾,我希望能在8月底再进行适当地调整,使之以最佳状态参加最后的评审。
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历史画不仅不再拥有古典时期的崇高地位,甚至已经有些边缘化。但是,对每一位心存梦想的写实画家来说,依然渴望有机会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艺术史的标杆伫立于前方,或许,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不值一提,因为高峰根本无法逾越。今天的我们也拥有空前的创作自由,这是艺术史的巨大进步。当代艺术的发展首先从观念层面打破了传统的藩篱,当“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深入人心之时,艺术的内涵与外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从事传统历史画创作,很容易被讥讽为不合时宜的落伍者及守旧者。然而,艺术也从来不是以追赶潮流为目标,多元化的时代也不至于容不下几幅历史画的存在。我们不敢自诩为推石的西西弗斯,但一次次跌倒重来的毅力还有;我们同样不敢标榜自己的作品能在千载后“披图可鉴”,但留史存真的理想还在。毕竟,我们曾真诚地为历史创作过,努力地为理想挣扎过。我们或许不可能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顶点的伟大艺术家,但是,当价值与理想的大厦倾颓之后,或许,我们还可以成为一块有用的小小垫脚石。(原文刊发于《艺术生活》2019年第5期,此处为摘录)
创刊年: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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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李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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