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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为《张国龙创作谈》栏，推出张国龙老师的《创作谈：故乡，不说再见》，本文发表于细读二零二零年秋冬卷，感谢张老师授权。
作 者 简 介
张国龙，四川人。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创意写作研究。出版有论著《成长小说概论》等，随笔集《荒草与阳光》等，长篇小说《梧桐街上的梅子》《许愿树巷的叶子》等20余部。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春文学”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动物观嬗变与中国文学动物形象塑造》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北京市政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奖、中国图书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创作谈：故乡，不说再见
张国龙
一不小心，我竟然写了近20年儿童小说。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制造了多少文字垃圾？我得承认，写小说之初，我编撰了不少故事。竭力“跌宕起伏”，削尖脑袋“让情节陡转”。蓄意制造所谓“悲剧的震撼性”，竭尽“煽情”之能事。虽然赚取了一些小读者的眼泪，却越写越心虚，时常有“编不下去了”的恐慌。
不过度依赖突转，能否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令人着迷的故事性？
大多数作家习惯于讲述熟悉的生活中的故事，而熟悉、平常的生活往往反情节。契诃夫说，只有极少数夫妻的生活是这样的——早餐时，丈夫对妻子说要去北极探险，妻子惊叫一声打开窗户就跳楼自杀；大多数夫妻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和她坐在餐桌前吃早餐，不怎么说话，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能在平淡无奇的日常事件中找到故事性，应是一流小说家必备的素养。
没有跌宕的情节，就需要情绪、情感和思想去补台、救场，从而营造出迷人的故事场域。既是文字本身的魅力，又是作家才情的直接体现。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小说写作，尝试着“不编”，尝试着用写“散文”的率性去写“小说”。于是，我发现我能够写的，还是我所熟悉的生活，以及留存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人事物景。沉入我血脉中的“故乡”和“儿时的伙伴”，自然就在我的文字里重现。
12岁之前，我生活在乡村。年少时，心心念念想逃离川东北那片红丘陵。殊不知，成年后，那些山梁、丘壑、溪流、花草树木，竟然缠绕成我欲罢不能的“情结”。其实，它们早已沉入我的血脉，是我心魂的原乡。我一次次归来，却无法安营扎寨。离开后，那里又让我魂牵梦萦。并非想割舍，许多时候我享受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这也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于故乡的故事。
1999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得知近邻廖婆婆去世，她的丈夫病危，家里只有一个11岁的孙女。廖婆婆的三个儿子远在他乡打工，都不肯回家。按辈分，应该叫我“三哥”的那个11岁小女孩，默默地承担起照顾爷爷的重担。我颇为动容，匆匆忙忙写下了纪实文学《就是不回家》。我恨不能给予那个11岁的小女孩所有的同情和安慰！无法冷静的我，自然丧失了理性，故而忽略了太多太多。诸如，故乡的四季风物，农民工离乡背井的辛酸、无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被遗弃的宿命……毫无疑问，我糟蹋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题材。
2012年6月下旬，我去腾冲参加滇西笔会。久违的稻田和农家小木屋，骤然复现了我遥远的乡村记忆。我的思绪时常穿越千山万水，停泊在早已镂刻进我灵魂的故乡的山梁、沟壑间。我第一次产生了把我“原生态”的故乡写进小说的冲动，我尝试重新书写那个被我写坏了的故事。丢失多年的故乡的春天、夏天和秋天，一一复活在我的文字里。我甚至忘记了我在写小说，忘记了推进故事情节，沉迷于故乡四季变换的表情。尽管我呕心沥血，很遗憾，我的才情难以切近故乡的肌理，我不得不暂且说再见。
2013年10月14日那天，医生确认，我的儿子桂宝来到了我的世界。等待桂宝降生的日子，我又开始写那部搁置的关于故乡的小说。我和桂宝的妈妈笃定，桂宝是上苍赐予我们的礼物。母子连心，桂宝妈妈不用给桂宝准备什么礼物。而看上去只能袖手旁观的我，打算把这部小说当作桂宝初临人世的见面礼。桂宝和妈妈彻头彻尾介入了这些文字。每当写完一个片段，我需要休息，还需要激励，桂宝和妈妈便成了那些片段的忠实听众。或清晨，或午后，或黄昏，或夜深人静……我写完了，同时也读完了，桂宝和妈妈自然也听完了。许多时候听见我低沉、蹩脚的朗读声，桂宝便在妈妈的肚子里踢踏，似击节而歌。然而，我有自知之明，我还是没能镂刻出故乡的质感，只好继续悬搁。
一晃又是6年，桂宝已经5岁了。一切已经悄然改变，行将“知天命”的我，眼花了，鬓发渐霜。我竭力客观、冷静，时写时停。竭力按生活的逻辑和人物内在情感需要自然铺叙，排除“情节模式”的干扰，于我来说是尝试。真实与虚构，似乎已同一。“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
拐了数道弯儿到了这一年，这一部小说牵着我迈进小说之门了么？
写完了《麻柳溪边芭茅花》，我还是不忍说再见。故事里的铁桥和李花兄妹生活在川北的一个小山村。那里，也留存着我骨鲠在喉的童年记忆。盛夏时节，儿时的我曾戴着破草帽坐在麻柳溪边钓鱼，或者精赤着身子在溪水里摸鱼、洗澡。某一个日头毒辣的正午，我目睹一个小伙伴在回水滩里溺亡。七八月间，麻柳溪两岸的芭茅花盛开，声势浩大，轰轰烈烈。
▲《麻柳溪边芭茅花》
去年暑假，我返回故乡，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芭茅花。
30年过后，一切都已改变，包括风景。山，矮了；路，短了。空间，窄了；时间，皱了;就连感叹，也枯瘦了。多亏父亲一次次固执返村，坚执地修葺。虽20年无人居住，老屋仍旧完好无损。铁锅，灶台柴火，瓦屋炊烟……我们像过家家一样在老屋里做了一顿饭。荒芜的村道，人迹稀罕。芭茅花、鸡冠花、刺红豆以及无名的野花，兀自在秋雨中静默。那两棵梨树，我离开那年，它们肯定不及我高。山峦犹是，万物依旧。唯有记忆中的人，面目全非……
可喜的是，曾经闭塞的故乡，公路沿着麻柳溪蜿蜒。四面的山坳里，挺立着众多私家小楼。那片莽莽苍苍的红丘陵，已经开发成了花椒、核桃种植基地。年事已高的农民工们就在种植园里工作，每天有200元的收入。能留在家乡打工，这是几代农民工的殷切期盼。故乡的巨大变化让我心潮澎湃，我的文字渐渐温润。虽然铁桥、李花兄妹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家，我依旧听见了他们强劲的脚步声，看见了他们眸子里闪烁着的希望。
《麻柳溪边芭茅花》即将出版，我以为我已经解开了所有的故乡情结，我可以放下那些缠绕着我的人事物景。然而，一切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某个作家说他没有故乡情结，我非常惊讶。我无疑是幸运的，我有始终无法解开的故乡情结。既然如此，我的故乡——川东北的那片红丘陵，我们就索性不说再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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