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的版本研究中,关于它的初刻本,还存着一些疑问需要探讨。
一个是关于初刻的时间问题。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篇中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万历庚戌(一六一〇),吴中始有刻本……。”①后来论者如郑振铎、刘大杰诸先生都赞同此说。近来更有朱星先生专文对此详加论证。②赵景深先生对朱星先生有关《金瓶梅》考证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都不同意,却也很赞赏朱先生的这一点,推崇说:“他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的版本是有道理的。这庚戌就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③实际上,鲁迅先生假设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并不存在。鲁迅先生此说原是根据沈德符《野获编》中的一段活推测出来的,沈的原话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诞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己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对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按朱星和赵景深两位先生的说法,鲁迅先生之所以推测吴中初刻是“庚戌”(万历三十八年),是因为《野获编》所说的“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后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鲁迅先生是从万历三十七年算起,把“未几时”估为一年,得出《金瓶梅》“吴中悬之国门”的时间是庚戌(万历三十八年)的。
如果鲁迅先生之说确是如此推测出来的,那么从鲁迅先生到朱、赵两位先生,显然都忽略了在沈德符这段叙述中还插有“马仲良时榷吴关”一语。马仲良是沈德符的挚友,《野获编》中曾多次提及。查马仲良名之骏,河南新野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二甲五十一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又查《吴县志》卷六:“明景泰元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差主事一员,一年更代。”下列历任官员,其中万历年间有:“马之骏、仲良,新野人,进士,四十一年任。”他的前任是张铨(四十年任),后任是李佺台(四十二年任)。据此,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无可怀疑是万历四十一年。在这以前,当然不会有所谓“庚戌(1610)刻本”。
按《野获编》文意,《金瓶梅》吴中刻本出现的时间,应是以万历四十一年(1613)起算的“未几时”。但“未几时”指多长时间,这实在是很难把握的。不过,传世最早刊本丁巳本《金瓶梅词话》①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书于金阊道中”的序(以后被称为“丁巳本”)。从万历四十一年到万历丁巳(四十五年),这其间只有三、四年的时间,如果丁巳本之前吴中还有刻本的话,就只能在这其间,这是肯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丁巳本出现之前的几年中,吴中是不是还有早出的本子?朱星先生曾假定在“庚戌本”和“丁巳本”中间还有一个“乙卯(万历四十三年)本”,②这是没有任何材料支持的猜想。在否定了庚戌本的存在以后,这种猜想的可能性就更没有了。
而根据《野获编》,直至万历四十一年,吴中还没有书坊有底本付诸梨枣,因为怂恿书坊向沈德符重价购求抄本的是活跃于吴中出版界的冯梦龙,如果吴中有书坊正在刻印《金瓶梅》,他大概不会不知道的。更何况万历四十一年后书坊即使很快搜求到抄本,要把这部九十多万字的大书刻印出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再看传世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二十册的工整精美,恐怕也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因此,笔者颇疑心在丁巳本之前或许并没有过其他刻本。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条旁证,那就是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所记:“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五日伯远携景倩(沈德符字——笔者按)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烽焰远逊于《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也好奇之过也。”沈德符是知道并见过《金瓶梅》吴中初刻本的,假若万历四十五年已有刻本行市,沈德符还会将自己珍藏的抄本借给李日华吗?很可能沈德符借抄本给李日华的时候(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丁巳本也还在刻印中。
有人认为,沈德符《野获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前后。③实际上沈氏原著是分两次完成的,万历三十四年书成二十卷;“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又续十二卷。这一点沈有《续编小引》说明。在上引《野获编》有关《金瓶梅》条中。有云:“中郎又云:'尚有《玉娇李》者。……’……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一—原注)得寓目焉。”沈德符是万历四十六年举人,大概于当年年底赴京,以便参加第二年的春试,故可知此条作于万历四十七年。从万历三十四年沈从中郎《觞政》知道《金瓶梅》,直至万历四十七年写下此条记载,事历十余年,其“未几时”是不能做过短时间理解的,或许“未几时”是“未几年”之误,也未可知。说丁巳本是《金瓶梅》的吴中初刻本与《野获编》记载并无矛盾。
目前发现的材料都不能说明在丁巳本之前还有《金瓶梅》的其他刻本。有人曾认为在假设的“庚戌本”之前还有更早的本子,这是不可能的。谢肇淛《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袁中郎集》有中郎向谢追索《金瓶梅》抄本的信:“《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信写于万历三十五年。可知谢跋大约写于三十五年前后,在这之前“此书向无镂版”,应是确实的。又中郎弟小修方历二十五年即在中郎处看到《金瓶梅》部分抄本,万历三十七年又有全抄本在手,至万历四十二年,在日记中谈到《金瓶梅》时又说:“追忆思白(董其昌号——笔者按)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从此段话看,如当时已有刻本流行,他不会不提到,可证万历四十二年时亦无刻本行市。
笔者曾反复读《野获编》中有关《金瓶梅》的那段话,总觉得沈德符在谈到吴中初刻本时文词闪烁,或有隐情。《野获编》说:“……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望而知其膺作矣。”这“原本”是指沈德符自己拥有的抄本,还是指吴中初刻本所依据的底本?所缺数回是沈德符自己“遍觅不得”?还是吴中刊刻人“遍觅不得”?如果是沈自己的抄本缺这几回,为什么吴中初刻本也偏偏缺这几回?如果是吴中刊刻人所执他本缺这几回,沈何以知道他们“遍觅不得”?
再看丁巳本“廿公跋”:“《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这和沈德符《野获编》:“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的说法同出一辙,和当时其他人所记载有关作者的传闻不同(下详)。而东吴弄珠客序又云:“《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极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
既承认《金瓶梅》为“秽书”,担心有“导淫宣欲”的罪责,又千方百计为称赞这部书的袁中郎开脱,这和沈德符既担心“他日阎罗究诘始祸”,又千方百计访抄的矛盾心理是一致的。说明了沈对作序人、刊印者的思想是有影响的。极有可能促成这次吴中初刻的人还是冯梦龙,而从各方面看,沈德符都是此事的支持者或知情人。至于他自说未应梓人之求,“固箧之”,不过是自我标榜清白,他所惧怕的大概并不是下阿鼻地狱,“以刀锥博泥犁”,而是最切身的世俗利益损失,这样的事很可能会影响他的举业大事,这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这样联系起来看问题,丁巳本就更有可能就是吴中初刻本了。
其次是关于抄本和刻本的关系问题。
朱星先生曾经提出:“《金瓶梅》原稿和初刻,本无淫秽语。”这一说法遭到了大多数国内外论者理所当然的反对,因为他的论断完全是主观想象出来的,没有任何根据。《金瓶梅》的原稿本当然我们现在无从见到,就是抄本也或许没有存于天宇之间的了,那么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金瓶梅》是否还能基本保持原著的面貌呢?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金瓶梅》刊印以前流传的抄本毫无疑问应该是源出于原著。从有关记载来看,虽然当时辗转传抄,但并没有人对其作大的加工改动。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谈到抄本时说:
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如范工之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猬琐淫媟,无关名理。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
他所叙述的抄本规模及内容与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大体相符。同时的屠本畯所见《金瓶梅》与谢所见不是同一抄本(屠见到的是王宇泰及王百谷处的抄本)。但他在《山林经济籍》中也说:“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
钱曾《也是园书目》曾载旧本《水浒传》二十卷,李开先《词谑》则谈到正、嘉时流行的《水浒传》是二十册。嘉靖时,百回本《水浒传》出现,至万历,虽又有百二十回、百十五回、百十回等坊刻,但一般文人所重视的仍是百回本。
屠本畯所云抄本《金瓶梅》“书帙与《水浒传》相埒”,而传世丁巳《金瓶梅词话》也恰为百回本,二十册分装,和屠的记载完全相符。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最可凭信的还是沈德符《野获编》的记载。他拥有《金瓶梅》的全抄本,如果吴中初刻本用的是他的抄本,自然刻本与抄本基本一致是没有问题的了;即使吴中初刻用的不是他的抄本,但他明确说明初刻本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为“陋儒补以入刻”,其他绝大部分应和抄本是一致的,此当是完全可信的。
参考文献 ：
① 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79页。
② 见《金瓶梅研究》(天津百花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见前注② 。
③ 《明人清人今人评〈金瓶梅〉》,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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