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中大家都有自己的朋友，但每种朋友的定义是不同的。有的朋友只是在酒桌上把酒言欢，酒醒了，连对方的名字也都忘了，有的朋友只存在你富贵之时，当你没落了，朋友们也都远离你了，有的朋友只需要五毛就可以把你卖个几遍，还有的朋友既可以跟你一起共患难，也能一起富贵。章惇是苏轼很多朋友中最特殊的一种，章惇祖籍是福建，苏轼比他小两岁，在嘉佑二年（1057年），他们二人在科举考试上，都是非常厉害之人，很轻松的都考上了。
但是，章惇的侄子章衡，考试的名次比他好，章惇心里过不去，一股牛劲使他在两年后重新的参加科举考试，结果还考了个甲等，这才让他心满意足，从而才去当官。这个时候的苏轼与章惇都非常年轻，而且有共同语言，彼此也就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最后还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个性是直来直去的那种，阿谀奉承的事他从来不做，他跟章惇的友谊是发自内心的，情同手足，无话不说，根据宋人笔记记载，有一次，章惇靠在椅子上，见苏轼来了，然后就摸摸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我的肚子都装了些什么?”然后苏轼回答到：“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连“谋反”这种杀头之罪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可见当时两人的友谊并不一般。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友谊也因为政治上的见解有分歧而开始变化，苏轼偏向司马光阵营，同情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于新党，从而两人的友谊开始接受考验。当时的新丶旧两党轮换着得势，苏轼和章惇由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两人被卷入其中，随着越陷越深，两人的友谊就此告破，当时两人的状态，就是来啊，互相伤害啊！各自陷入政治的漩涡，更多的是情非得已。
时间来到了绍圣元年（1095年），这时候的章惇仕途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章惇拜相，其实这时候的章惇有足够的实力将他和苏轼的友谊重新修复，但由于他的肚量，他根本没这样做，反而更是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在短短的两年间里，苏轼被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经过这件事对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但这时候的苏轼也年过花甲，到了海南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打造好棺材，曾经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然而朋友却为了功名利禄插他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随着宋徽宗的上位，这时候轮到章惇倒霉了，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但这时候的苏轼，虽然劫后余生，但他对朋友气量比章惇高出不知多少倍，通过章惇的儿子章援回去转告其父亲保证身体。可能以前两个人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政治间的分歧。苏轼说到：他与章惇定交40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是的，苏轼到死那一刻都承认和怀念他和章惇的友谊，但对于曾经的分歧，甚至对自己的陷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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