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的高考

作者 | 丁小村

一

孩子即将高考，学校放假三天回家休息，我准备请假陪她一两天，笑着对她说：我要写篇文章，为你加油。

她撇撇嘴，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

我倒也不意外：其实我只是想给她讲讲我们这一代人的高考，但对她未必有意义——既不能作为考试的鸡血，也不能作为人生的冷饮，没有你想象的热烈与酸爽。

我常常想，一代人要理解上一代人，其实需要半生经历，就好比我对我父亲的人生，是到了我三四十岁以后才能有一星半点的理解——你让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去体会自己长辈的人生，是苛求，也没什么必要。

当然我还是愿意和她讲讲我的高考，不管她能否理解，都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一种参考，或者至少算是一份关乎亲情的记忆。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家族和亲情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薄，人们被变成了高速旋转的轮子，每一次转动，自身都要受到磨损，还要甩掉很多粘着物，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是一种负担。

二

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只给我父亲看了一眼：让他知道我将要去西安读大学，然后我去和几个好朋友狂欢，庆贺我考上了大学。

可能我考上大学对于我父亲没有任何意义：高考结束后，我和朋友们在外边浪游了十几天才回家，等着高考录取的消息——这正是1987年的酷夏，我父亲一个人在坡地上劳作。

我回家后就和我父亲一起到坡地上干活儿：在酷热的包谷林中挖土豆。我们父子俩闷头干活儿，话也不多说，刨出一大堆土豆之后，我父亲会装进一只大背篓里，他背回家——他不让我干这活儿，一是我没他力气大，背不动一背篓土豆，至少也有上百斤吧；二是他怕上坡下坎我摔跤。我父亲黑黝黝的膀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就这样穿着一件背心，背着上百斤土豆往回走。我在一棵大核桃树的树荫下歇息。

我想我不过是这片坡地上的过客而已：永远守着这片土地的，是我的父亲。他听说我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就随口跟我说西安。他跟我说了好多地名，我很陌生，接下来的四年，我会去熟悉这些地名。

我父亲讲得轻描淡叙，我也没有太多感受。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某一天，我父亲的忌日，我想起了那个时刻。突然想：对于我父亲这样的底层人生来说，最惨烈的事也变得波澜不惊，他们默默承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不觉得这是一场大悲剧。

三

我父亲是在不到二十岁时，被推荐到西安的某一所专科学校读书：后来这所学校升格为西安冶金技术学院。当时是我们国家正在转型为重工业大国的时代，这是最重要的学校和专业之一。但是很不幸，一场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国家性灾难，中断了他的学业。他回到老家时，我的祖父母都在其间去世，据说其中一个是饿死的。他四个弟兄，一个去修铁路，两个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我父亲回家，对他们来说是救星，不至于沦落为叫花子或者饿死鬼。

我父亲带着两个小弟开荒种粮，总算保住了这一家的性命。“困难年代”结束之后，学校发来复课通知书，我父亲的通知硬生生地被公社压下来，没给他。政府干部觉得我父亲一走，他的两个兄弟又得丢给别人，本地还会流失一个人才——他算是本村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后来同时担任过三个生产队的会计。等到他知道这件事时，学校早已开学复课了。当然他也可以去申诉，但是叫我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就这样认了命，没再说去上学的事。我的一位长辈感慨到：这就是人的命运，如果你父亲读了大学，老了该是拿着一份工程师的退休金啊。

他没能拿工程师的工资和退休金，他大半辈子都在坡地上劳作，甚至累了病了都得撑着、忍受着。

我父亲和我说起西安的时候如此淡然，他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早已接受了命运，波澜不惊。其实我自己也一样，我和他一起在包谷林里干活儿，胳膊上被包谷叶子划出一道道带血的小伤口，酷热的天气里，这些小伤口火辣辣地疼，这份录取通知书像是一份赦书，让我瞬间得到解脱。

但我没想过的是，我父亲在这坡地上干了几十年，我只不过陪他了一星期，我留下他继续在这里承受命运的苦刑。

这多少有些残忍。

四

1987年春天，我们即将进入高考季。我的一位好朋友彻夜难眠：他太紧张，怕考试失败。他去找医生，开了很多中药西药，医生给他一个诊断结论：神经衰弱。多年以后我很少再听到这个病症。以我的理解：这根本不是什么病，而是精神焦虑。

后来他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折磨，向老师提出休学的申请：老师很遗憾地答应了——其实他的成绩不错，我和老师都觉得他一定能考上。但是我也没法说服他，因为我再怎么和他聊，也不能当安眠药——可以帮他睡个安稳觉。

他比我更不想接受父辈的命运。我和几位好朋友在阅报栏看到一个招聘启事：西藏山南地区在内陆招干部。我们是文科生，知道山南虽然在西藏，但是据说是西藏最美的地方，气候也适宜。于是我们怀着年轻的浪漫想，真要没考上大学，去那儿也行。于是我们真的写了一封应聘信去，设想我们高考落榜之后，就去西藏。

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还有些遗憾：我肯定不会去西藏了。无论去西安还是西藏，都是对我脚下这片瘦瘠的坡地的逃离：我不愿意想象的是，这也是对我父亲的逃离——我残忍地抛下了我的父亲，留下他继续在这片掘不出什么希望的坡地上劳作。

五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初中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一定要考上大学，好照顾孝敬辛劳的母亲：为了三个子女长大成家，她天天辛劳，白了头发努力挺直腰杆，为了一点点小小的田头地角的边界和村里人永无休止地斗争。

我这位好友经常梦中哭醒，他严重恋父，不像我这样淡然。班主任是一位善良宽厚的人，他觉得这位好友失去了父亲，心理状态欠佳，考大学有风险，刚好有一所大学的保送名额，他没征求任何人意见，就把这个保送名额给了我这位好友。好友有些不情愿：觉得这所学校不理想——后来他还是勉强接受了老师的好心。

过了很多年他才理解了老师的苦心：虽然他心高气傲，但是他对这个高考并没有多少把握。他很羡慕我，成绩稳定，没什么压力。

我当然有压力，不过我举重若轻而已。这很像我老师，临近高考了，他既不给我们打鸡血，也很少讲高考怎么怎么重要，他一脸肃然，平平淡淡地给我们讲课，甚至高考那几天，他连人都不见了。派我们的师母：一位温柔善良的女人，提着一口袋鸡蛋到我们宿舍来慰问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她赠送的六个煮鸡蛋。对于我们这帮离家很远的农村孩子来说，高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事，有这美味的煮鸡蛋吃，我们年轻的胃口顿时充满了活力。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在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那时候做考场的教室里连电风扇都没有——到了快结束时，我做完了试卷，自己看了一遍，听到旁边桌上一位同学竟然趴在桌子上打起了鼾。监考的老师走过来，看着我苦笑。实际上连我自己也快睡着了：考试实在是一件无趣的事儿，哪怕这牵涉到我此生的命运。

去年夏天，我从学校门口经过，那里挤满了陪考的家长：在烈日下，人头攒动，他们焦急地盯着学校大门，就好像里边会跑出来一群天使。

我想起了我当初高考的时候，考完了我们涌出来考场，去水井边的水龙头下猛喝一气，就好像刚下场的足球运动员：进球与失球，都没人多想了。

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就好比我父亲，如果他没被耽误那份复课通知书，他也许还好好活在这个世间，和同龄人一起聊聊天散散步。

就好比我，如果我高考失败了，我可能去了西藏，不知道又该是怎样的人生。但我也可能回家去陪我的父亲，在坡地上劳作，最后腰痛肩疼脚疼，后半生在病痛的呻吟中度过残夜。但八成不会这样，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夏天的烈日和那些玉米叶子对我的伤害。我也许会跑到山西去挖煤，在一场瓦斯爆炸中粉身碎骨——如同我的堂兄和一位初中同学；或者我会去当个骗子赌棍，如同我的某位校友，他在一场斗殴中被砍掉了半个脑壳。

总之，你永远不能设想，一次人生的转角后边，又怎样的风险在等着你。你只能有准备地去面对，或者你根本没有准备，那你需要必须的勇气和智慧。

而我那位得了神经衰弱的好朋友，第二年他考上了一所专科大学，毕业后他去一个单位工作，过了没几年，他嘲弄地对我说：如今我们全单位的人都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我这个国民教育大专生，是最低学历了——他打算去弄个研究生文凭，只需要交五千块钱。这很反讽：让你神经病了的高考，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笑话。

我当然不能跟孩子讲这些，这需要二十年以后才能懂的话题：叫做时代。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