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的高考
作者 | 丁小村
一
孩子即将高考,学校放假三天回家休息,我准备请假陪她一两天,笑着对她说:我要写篇文章,为你加油。
她撇撇嘴,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
我倒也不意外:其实我只是想给她讲讲我们这一代人的高考,但对她未必有意义——既不能作为考试的鸡血,也不能作为人生的冷饮,没有你想象的热烈与酸爽。
我常常想,一代人要理解上一代人,其实需要半生经历,就好比我对我父亲的人生,是到了我三四十岁以后才能有一星半点的理解——你让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去体会自己长辈的人生,是苛求,也没什么必要。
当然我还是愿意和她讲讲我的高考,不管她能否理解,都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一种参考,或者至少算是一份关乎亲情的记忆。毕竟在我们这个时代,家族和亲情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薄,人们被变成了高速旋转的轮子,每一次转动,自身都要受到磨损,还要甩掉很多粘着物,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是一种负担。
二
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只给我父亲看了一眼:让他知道我将要去西安读大学,然后我去和几个好朋友狂欢,庆贺我考上了大学。
可能我考上大学对于我父亲没有任何意义:高考结束后,我和朋友们在外边浪游了十几天才回家,等着高考录取的消息——这正是1987年的酷夏,我父亲一个人在坡地上劳作。
我回家后就和我父亲一起到坡地上干活儿:在酷热的包谷林中挖土豆。我们父子俩闷头干活儿,话也不多说,刨出一大堆土豆之后,我父亲会装进一只大背篓里,他背回家——他不让我干这活儿,一是我没他力气大,背不动一背篓土豆,至少也有上百斤吧;二是他怕上坡下坎我摔跤。我父亲黑黝黝的膀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就这样穿着一件背心,背着上百斤土豆往回走。我在一棵大核桃树的树荫下歇息。
我想我不过是这片坡地上的过客而已:永远守着这片土地的,是我的父亲。他听说我考上了西安的大学,就随口跟我说西安。他跟我说了好多地名,我很陌生,接下来的四年,我会去熟悉这些地名。
我父亲讲得轻描淡叙,我也没有太多感受。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某一天,我父亲的忌日,我想起了那个时刻。突然想:对于我父亲这样的底层人生来说,最惨烈的事也变得波澜不惊,他们默默承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不觉得这是一场大悲剧。
三
我父亲是在不到二十岁时,被推荐到西安的某一所专科学校读书:后来这所学校升格为西安冶金技术学院。当时是我们国家正在转型为重工业大国的时代,这是最重要的学校和专业之一。但是很不幸,一场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国家性灾难,中断了他的学业。他回到老家时,我的祖父母都在其间去世,据说其中一个是饿死的。他四个弟兄,一个去修铁路,两个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我父亲回家,对他们来说是救星,不至于沦落为叫花子或者饿死鬼。
我父亲带着两个小弟开荒种粮,总算保住了这一家的性命。“困难年代”结束之后,学校发来复课通知书,我父亲的通知硬生生地被公社压下来,没给他。政府干部觉得我父亲一走,他的两个兄弟又得丢给别人,本地还会流失一个人才——他算是本村最有文化的人之一,后来同时担任过三个生产队的会计。等到他知道这件事时,学校早已开学复课了。当然他也可以去申诉,但是叫我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就这样认了命,没再说去上学的事。我的一位长辈感慨到:这就是人的命运,如果你父亲读了大学,老了该是拿着一份工程师的退休金啊。
他没能拿工程师的工资和退休金,他大半辈子都在坡地上劳作,甚至累了病了都得撑着、忍受着。
我父亲和我说起西安的时候如此淡然,他像所有的中国农民一样,早已接受了命运,波澜不惊。其实我自己也一样,我和他一起在包谷林里干活儿,胳膊上被包谷叶子划出一道道带血的小伤口,酷热的天气里,这些小伤口火辣辣地疼,这份录取通知书像是一份赦书,让我瞬间得到解脱。
但我没想过的是,我父亲在这坡地上干了几十年,我只不过陪他了一星期,我留下他继续在这里承受命运的苦刑。
这多少有些残忍。
四
1987年春天,我们即将进入高考季。我的一位好朋友彻夜难眠:他太紧张,怕考试失败。他去找医生,开了很多中药西药,医生给他一个诊断结论:神经衰弱。多年以后我很少再听到这个病症。以我的理解:这根本不是什么病,而是精神焦虑。
后来他实在难以忍受这种折磨,向老师提出休学的申请:老师很遗憾地答应了——其实他的成绩不错,我和老师都觉得他一定能考上。但是我也没法说服他,因为我再怎么和他聊,也不能当安眠药——可以帮他睡个安稳觉。
他比我更不想接受父辈的命运。我和几位好朋友在阅报栏看到一个招聘启事:西藏山南地区在内陆招干部。我们是文科生,知道山南虽然在西藏,但是据说是西藏最美的地方,气候也适宜。于是我们怀着年轻的浪漫想,真要没考上大学,去那儿也行。于是我们真的写了一封应聘信去,设想我们高考落榜之后,就去西藏。
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还有些遗憾:我肯定不会去西藏了。无论去西安还是西藏,都是对我脚下这片瘦瘠的坡地的逃离:我不愿意想象的是,这也是对我父亲的逃离——我残忍地抛下了我的父亲,留下他继续在这片掘不出什么希望的坡地上劳作。
五
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初中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一定要考上大学,好照顾孝敬辛劳的母亲:为了三个子女长大成家,她天天辛劳,白了头发努力挺直腰杆,为了一点点小小的田头地角的边界和村里人永无休止地斗争。
我这位好友经常梦中哭醒,他严重恋父,不像我这样淡然。班主任是一位善良宽厚的人,他觉得这位好友失去了父亲,心理状态欠佳,考大学有风险,刚好有一所大学的保送名额,他没征求任何人意见,就把这个保送名额给了我这位好友。好友有些不情愿:觉得这所学校不理想——后来他还是勉强接受了老师的好心。
过了很多年他才理解了老师的苦心:虽然他心高气傲,但是他对这个高考并没有多少把握。他很羡慕我,成绩稳定,没什么压力。
我当然有压力,不过我举重若轻而已。这很像我老师,临近高考了,他既不给我们打鸡血,也很少讲高考怎么怎么重要,他一脸肃然,平平淡淡地给我们讲课,甚至高考那几天,他连人都不见了。派我们的师母:一位温柔善良的女人,提着一口袋鸡蛋到我们宿舍来慰问我们——所有人都得到了她赠送的六个煮鸡蛋。对于我们这帮离家很远的农村孩子来说,高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事,有这美味的煮鸡蛋吃,我们年轻的胃口顿时充满了活力。
一个酷热的下午,我在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那时候做考场的教室里连电风扇都没有——到了快结束时,我做完了试卷,自己看了一遍,听到旁边桌上一位同学竟然趴在桌子上打起了鼾。监考的老师走过来,看着我苦笑。实际上连我自己也快睡着了:考试实在是一件无趣的事儿,哪怕这牵涉到我此生的命运。
去年夏天,我从学校门口经过,那里挤满了陪考的家长:在烈日下,人头攒动,他们焦急地盯着学校大门,就好像里边会跑出来一群天使。
我想起了我当初高考的时候,考完了我们涌出来考场,去水井边的水龙头下猛喝一气,就好像刚下场的足球运动员:进球与失球,都没人多想了。
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就好比我父亲,如果他没被耽误那份复课通知书,他也许还好好活在这个世间,和同龄人一起聊聊天散散步。
就好比我,如果我高考失败了,我可能去了西藏,不知道又该是怎样的人生。但我也可能回家去陪我的父亲,在坡地上劳作,最后腰痛肩疼脚疼,后半生在病痛的呻吟中度过残夜。但八成不会这样,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夏天的烈日和那些玉米叶子对我的伤害。我也许会跑到山西去挖煤,在一场瓦斯爆炸中粉身碎骨——如同我的堂兄和一位初中同学;或者我会去当个骗子赌棍,如同我的某位校友,他在一场斗殴中被砍掉了半个脑壳。
总之,你永远不能设想,一次人生的转角后边,又怎样的风险在等着你。你只能有准备地去面对,或者你根本没有准备,那你需要必须的勇气和智慧。
而我那位得了神经衰弱的好朋友,第二年他考上了一所专科大学,毕业后他去一个单位工作,过了没几年,他嘲弄地对我说:如今我们全单位的人都是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我这个国民教育大专生,是最低学历了——他打算去弄个研究生文凭,只需要交五千块钱。这很反讽:让你神经病了的高考,最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笑话。
我当然不能跟孩子讲这些,这需要二十年以后才能懂的话题:叫做时代。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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