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勇,男,1971年生,毕业于地质学校,现居锦州。近年来有小说发表在《山花》《天涯》《福建文学》《芙蓉》《上海文学》等刊物,部分作品被本刊转载。曾获第八届、第九届辽宁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协会员,辽宁作协签约作家。
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
——《铁屑》创作谈
文 | 安勇
今年元宵节那天,我和《鸭绿江》陈昌平主编微信,答应给他写篇小说,用来配合周景雷兄写我的评论。我这人心里没啥谱儿,生活中很多事都马马虎虎,不过对承诺却格外看重,非常反感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我而言,如果说了不做,就像心上压了块石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铁屑》从构思到完成,用了半个月时间。陈主编收到小说后回复“真是快手”。表扬之外,或许多少也对作品质量有些担心。其实呢,《铁屑》的故事已经在我脑海里埋藏了好多年,不时就像气泡似的冒一下,提醒我它的存在,这次不过是给了它一个出口罢了。
说起《铁屑》的由来,还要从我爷爷讲起。他出生在辽河平原一个小村里,但他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农民,对农村生活半点都不感兴趣,从二十来岁起就开始往外面跑,先是在沈阳一家日本人开的油漆店里当学徒,新中国成立后鞍钢重新上马,他又去鞍山当了一名工人。从此他这一支就在城里扎下了根。鞍钢是一个大厂子,用我老叔的话说,它占据了鞍山的百分之八十。我爷爷那边的亲属,几乎都在鞍钢工作。只有我家例外,这和我父亲的人生抉择有关。
1964年秋天,我父亲从鞍山十九中学毕业后,在全国闻名的知青模范的事迹感召下,主动要求下乡,去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他先是到海城析木城,后来回到我们老家新民。从地理轨迹上看,我父亲把我爷爷的路重走了一遍,只不过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另一个从城市到农村。相逆的方向,昭示着时代的不同,以及两代人理想的差异。从离开鞍山那一天起,我父亲就立志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也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在农村当了十几年大队书记,后来去镇兽医站当站长,直到退休才到城里生活。
我和我哥都生长在农村,小时候最自豪的就是有城市亲戚,这个资本足以让我们在小伙伴面前趾高气扬。秋后庄稼割倒,看到地平线上沈山线火车经过时逶迤拖长的白烟,就会在心里默念鞍山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城市遥远神秘,在鞍钢当工人的叔叔、婶子、姑姑、姑父们都高贵不凡。每次去爷爷奶奶家,我都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看啥都新鲜,吃饭不下桌,进到厨房和厕所里都要使劲闻几鼻子城市的味道。
直到1990年夏天,我中专毕业分配到铁岭,城市才不再让我感到神秘。在那之后的几年里,鞍山的亲属相继下岗,纷纷成了失业人员。可惜当时的我还是个小生荒子,心里像白砂糖似的,半点都不懂人生艰辛,也根本体会不到亲人们当时的心情反倒觉得他们张口闭口生意经,新鲜又神奇。那几年里,鞍山的亲戚都开始另寻出路,有的当起了临时工,有的做起了小买卖,生活得惶恐又艰辛。几年后,就连我爷爷那样的退休工人,工资也受到了影响。我爷爷因此患上了疾病,他的病时好时坏,直到两年后,一九九八的秋天离开人世,才彻底摆脱病魔的纠缠。得知爷爷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南京搞测量。在闷热的空气中听闻噩耗,我感觉非常不真实,甚至怀疑只是一句玩笑。回到宿舍里,失去亲人的伤痛才开始袭来。我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工人,鞍钢建成投产后,又奔赴全国各地建设钢铁厂。先是去大西北甘肃酒泉,接着去东北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然后是大西南贵州水城……直到一九七八年在鞍钢三冶退休。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爷爷享年应该是八十二岁,算是高寿了。但我仍然很难过。或许从那时起,《铁屑》这篇小说就在我心里扎下根了吧!
《铁屑》这篇小说里的老姑父并无明确的原型,如果非要找到一个,应该和我的大姑父更接近些吧。他原来是三炼钢某车间的一名翻砂工,像小说里的老姑父一样嗓音沙哑,下岗后在市场上卖不锈钢羹匙。他性格随和乐观,多少有点好吹牛。不管他能否看到这篇创作谈,我都要郑重地对他说声对不起,请他原谅我曾经的年少无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大姑父瞪着眼睛说卖不锈钢羹匙一天挣了一千多元钱时,我竟然仔细给他算了一笔账,得出了根本就不可能的结论。在饭桌上的人一定都知道真假,偏偏只有我自己较真儿。几年前,大姑父查出了胃癌,手术后恢复不错,离开鞍山,住进了鲅鱼圈新买的房子里,每天坚持练硬笔书法。
这些事情都像刀子似的,不断把我心里那篇小说刻得更深,更清晰。
我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我知道这个视角不仅片面,而且会不可避免地流露情感,但我无法冷眼旁观,对亲人们的遭遇我做不到无动于衷。吹牛和调侃只是无力的掩饰,写作过程中,心不时就针扎似的疼一下。契诃夫在小说《我的一生》里借主人公之口说“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非常认可这句话,作为一个写作者,没有所谓的云淡风轻,只能不断地遭受故人故事的折磨。把折磨变成小说,虽然是缓解和释放,但它仍然还在,并且永远都不会真正地过去。
陈昌平主编对这篇小说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几条建设性意见。他毫不吝啬地把写作多年总结出的六字真言传授给我:“事写实,意写大。”按他的意见修改后,小说的象征性更强了,主题也更加突出。在修改过程中,关于工厂的一些知识,作家李铁老师也给了我细致耐心的指导。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这篇小说得以向前又走了一步。感谢《鸭绿江》刊发,感谢《小说月报》转载,感谢陈主编和李铁老师的指正。情谊存留心里,同样不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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