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捕入狱,他的很多好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得最重的一个,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巩遭难,家中奴仆歌妓大都散去。只有一个复姓宇文,名唤柔奴的歌妓,偏偏不肯离去,甘愿一路艰辛,陪着王巩同往岭南。与他同甘共苦,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有余。柔奴擅写歌,常以歌声给情绪低落的王巩解闷,并予以温柔的劝导和鼓励。久别重逢的苏轼发现,王巩神色焕发更胜当年,不仅诗文大有长进,而且著述颇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免于在逆境中哀叹沉沦?当王巩唤出柔奴,那个怀抱琵琶,明眸皓齿,轻歌婉转的女子出现,苏轼恍然大悟:爱情的力量! 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岭南是不是不好?”柔奴微笑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没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不禁对柔奴大为赞赏,立刻填词《定风波》一阕: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自此,“点酥娘”柔奴的美名在京城大噪,这一段“宾州之恋”也被人们广泛传颂。 一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深深的打动了苏轼的心。其实,那句话并不是柔奴的原创。是化用了唐代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中“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一句;和《种桃杏》中“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苏轼后来曾自比白居易,也许就是被白居易的这种豁达和洒脱所感染的!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句话,后来也成为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在后来的贬谪生涯中,随遇而安,处处为家。在黄州,他和家人垦荒躬耕,置买田产,大概也是存了常住的打算吧!谁想皇上一道圣旨下来,他不得不离开黄州,前往汝州。汝州路途遥远,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且路费已尽,他只好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他是真心想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的。可世事难料,在他欢欢喜喜的在常州安置好新的家园之后,被朝廷的新令调走,这一去,又是几经宦海沉浮。曾外任过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所到之处,皆是励精图治,把他乡当故乡,心安理得的住下。修渠筑堤,造福当地百姓。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他如亲人一样浓厚的感情。
在惠州的时候,他过得乐不思蜀。还扬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让他的政敌们又气又恨。哪怕后来,被贬到荒凉的海南岛儋州,他依然十分乐观,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言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居然感觉自己上辈子本来就是儋州人,只是转生在眉州而已。像这样随遇而安的心态,也真是没谁了!
苏轼的政敌们见他这样处处为“家”,每到一处都过得风生水起,赢得一片赞誉,几乎气得跳脚,却无计可施。只能将他频频调来调去,以泄私愤。苏轼、白居易和柔奴,都是豁达乐观的人。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处变不惊,安之若素!心若安处,他乡即是故乡。心若安处,海角天涯皆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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