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被捕入狱，他的很多好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得最重的一个，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巩遭难，家中奴仆歌妓大都散去。只有一个复姓宇文，名唤柔奴的歌妓，偏偏不肯离去，甘愿一路艰辛，陪着王巩同往岭南。与他同甘共苦，一起在宾州生活了三年有余。柔奴擅写歌，常以歌声给情绪低落的王巩解闷，并予以温柔的劝导和鼓励。久别重逢的苏轼发现，王巩神色焕发更胜当年，不仅诗文大有长进，而且著述颇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免于在逆境中哀叹沉沦？当王巩唤出柔奴，那个怀抱琵琶，明眸皓齿，轻歌婉转的女子出现，苏轼恍然大悟：爱情的力量！ 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岭南是不是不好?”柔奴微笑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没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能脱口说出如此豁达之语，不禁对柔奴大为赞赏，立刻填词《定风波》一阕：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自此，“点酥娘”柔奴的美名在京城大噪，这一段“宾州之恋”也被人们广泛传颂。 一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深深的打动了苏轼的心。其实，那句话并不是柔奴的原创。是化用了唐代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中“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一句；和《种桃杏》中“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苏轼后来曾自比白居易，也许就是被白居易的这种豁达和洒脱所感染的！ 闲时，研读苏轼先生的生平事迹，意外看到一则非常浪漫且有趣的爱情故事。虽然主角不是苏轼，却也给他那段“乌云”笼罩的时期，送去一抹光亮，令他为之豁然开朗。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句话，后来也成为苏轼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在后来的贬谪生涯中，随遇而安，处处为家。在黄州，他和家人垦荒躬耕，置买田产，大概也是存了常住的打算吧！谁想皇上一道圣旨下来，他不得不离开黄州，前往汝州。汝州路途遥远，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且路费已尽，他只好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他是真心想选择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的。可世事难料，在他欢欢喜喜的在常州安置好新的家园之后，被朝廷的新令调走，这一去，又是几经宦海沉浮。曾外任过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所到之处，皆是励精图治，把他乡当故乡，心安理得的住下。修渠筑堤，造福当地百姓。也赢得了老百姓对他如亲人一样浓厚的感情。
在惠州的时候，他过得乐不思蜀。还扬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让他的政敌们又气又恨。哪怕后来，被贬到荒凉的海南岛儋州，他依然十分乐观，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言道：“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居然感觉自己上辈子本来就是儋州人，只是转生在眉州而已。像这样随遇而安的心态，也真是没谁了！
苏轼的政敌们见他这样处处为“家”，每到一处都过得风生水起，赢得一片赞誉，几乎气得跳脚，却无计可施。只能将他频频调来调去，以泄私愤。苏轼、白居易和柔奴，都是豁达乐观的人。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处变不惊，安之若素！心若安处，他乡即是故乡。心若安处，海角天涯皆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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