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中院一个“小案件”的再审判决亮了。村民私自采摘村委会种植的杨梅跌落致死,家属起诉村委会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广州中院最后通过再审纠正了原判,认定村委会未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这份迟来的有些狼狈的判决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会比这两天甚嚣尘上的奥运冠军孙杨案,影响更为深远。类似“彭宇案”、“电梯劝阻吸烟案”,该案将会对公序良俗的社会价值有着极具标志性的意义。
好判决之于法官,就像好作品之于作家。不能否认,我们绝大部分的法官受过专业、系统的法学训练,他们正直、善良、非常勤勉,而且绝不惜智慧和心血,只为写出一份让各方认可的判决。但总是会有那么一些判决,行文间看起来出自专业手笔,逻辑论证也合乎法律条文的规定,但老百姓从内心就是无法真心认同。“居委会老大妈”般的情感和经验给大家一个直觉:这个判决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判。
不被公众理解,有些法官会觉得很委屈。他们认为司法活动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专业判断,即便判决与主流价值产生了距离,那也是专业性造成的,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判决和社会共识间的缝隙不是小概率事件,是难以完全弥合的。
对此,笔者有着不同的认识。司法需要专业化,但司法的专业化不等于是闭门造车,它同时也应具有社会属性和广泛的价值共识。如果一个判决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难以接受的,即使逻辑论证非常周延,法律说理极为充分,也不可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只会加剧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影响司法权威。
而且,还有一个无奈的现实,法官确有法官的难处。作为社会矛盾处理的终点站,他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遭受非议的可能。当事人作为攸关方,对判决一不满意就是上访、堵门,是可以预见的概率事件,这绝对是领导们不愿意看到的“社会效果”。为了达到各方相安无事的“和谐”,保证当事人不上访、不堵门,个别法官在判决时,总是想法设法要让当事人满意,面对受害人及其家属,先想着息事宁人,站在中间和稀泥,拿着天平分责任。
这样的判决,有着太多权宜之计,有着太多无奈之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判决换来了一时平静,遗患却是长远的。没有价值观作为灵魂的判决,绝难称得上合格,甚至是助纣为虐。“司法机关在输出法律产品时更要考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比如彭宇案,从现在来看,第一份判决认定的事实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但法官拙劣的说理,简单地就案判案,没有关照社情民意的看法,对民众的公序良俗的戕害,是近乎毁灭性的。
“40多年的学雷锋教育,1个彭宇案打回解放前”。“各打五十大板”式的判决,因为没有价值立场,导致是非不分、价值体系错乱、社会关系紊乱,无疑会鼓励和滋生“巨婴”,会导致更多人遇事道路以目,会助长歪风邪气。类似本案“私采杨梅致死”的,居然也开始效仿着“正义凛然”地搞起了法律碰瓷,让人啼笑皆非。
该案一审、二审作出了司法迁就,考虑的是“毕竟死了个人”,而再审拨乱反正的认定,获得了更多点赞,是因为这样的价值回归,符合了大家对法院判决应当“是非分明、对无理索赔果断说不的期许”,也反应出公众对“和稀泥”判决的憎恶和唾弃。
从这个层面来说,法官的技巧磨砺固然重要,但更不能忽视判决所蕴含的天理、国法、人情,不能忽视社会效果,不能忽视大多数人对社会价值的反应。所以,法官的专业,绝不意味着只是抠法律字眼,更需要把握法律的意义、社会效果。
沈德咏曾说“一个案件的审判,要最大限度追求法律正义,同时要兼顾社会普遍正义,要尊重人民群众朴素的情感和基本的道德诉求。”判决之所以重要,全是因为他的社会导向。判决倡导什么,公众就会效仿着做什么。让法律的羽翼温暖无辜的人,让正义的人不受伤害,这应该成为法律和法官的共识。
事实上,社会公众之所以对这次广州中院的再审判决产生认同,是因为在这个判决中,法官有了明确的态度和立场,明确指出有过错才有责任,无过错就无责任。法律对无辜者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当然,如果这个判决能来得更早一点,在一审或者二审中,或者不是被迫于前期的舆论压力,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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