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
搞“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们工作组每天轮流到社员家吃饭——那时候叫“派饭”。农民伯伯老是给我们吃山东窝头，就是不发面的那种，那硬的，跟块儿石头似的，你得啃着吃。菜呢，就是一碗“溜锅水”，再有一碟大酱几根葱。吃得我们本来水灵灵的小姑娘，一个个小脸儿煞黄。
一天，我们跟着社员一起倒粪，休息的时候，我悄悄地跟一个要好的村姑说：“姐姐，明天到你家，跟咱妈说说，给炒个鸡蛋吧，行不行啊？”不料，我这话被她的嫂子听见了。那根红苗正的婆娘，长得跟个半截塔差不多，浓眉大眼，膀大腰圆。她老爸是前任的大队书记，她可是什么都不怕。 只见她，虎着个脸，一手叉着腰，一手拄着个大板锹，高喉咙大嗓门，瓮声瓮气地说：“鸡蛋？哪里有鸡蛋啊？ 啊？ 鸡蛋它妈（她说的“鸡蛋它妈”肯定是老母鸡啦），都被你们工作组给'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还鸡蛋？没有鸡，哪有蛋？” 她瞄了我一眼，看我的黄脸可能变白了，随即转身，冲我们那蹲在粪堆旁抽烟的组长甩过去一句话：“ 难不成你们工作组的组长会下蛋？”
一阵大笑。
我的天，多亏这位嫂子嘴下留情，说的是我们组长，要是说了我这个当时还没出阁的大姑娘，我就羞死了！
好不好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