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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临死前,他的一个下属早就提醒过他,但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可以说,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勤政君主,前后衔接康乾盛世,可谓是功劳甚大。作为一国之主,若想力尽完美,自然是难以办到,雍正即使如此。尽管在后世看来他是一位明君,但同样,在他身上亦围绕着不少质疑。

如康熙传位一事,合法继承者是否真的为雍正?这点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仍未给出准确说法。可以说,雍正能够当上皇帝,离不开两位大臣的功劳,分别为:隆科多、年羹尧。两人在康熙时期职权分明,一内一外,对雍正的成功上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康熙年间末期,隆科多在清宫中的职务为步军统领,即:负责整个京城的防卫,手下将士两万余人。为了防止雍正继位期间,其他反对者趁机作乱,隆科多下令封闭京城九处关卡,所有人不得出入,此举使得其他皇子不敢乱来,否则,将成为瓮中之鳖。

在隆科多负责京城内的秩序时,另一功臣年羹尧则负责稳定西北局势,雍正将其留在此处,多少是为了钳制十四阿哥胤禵的势力。

两个人在康熙时期即手握重兵,至雍正登基后,权力达到顶峰。两人拥护雍正有功,算是功劳甚大,可同时权力过大,极容易引起统治者警惕。俗语常说“鸟尽弓藏,功尽人亡”,这句话形象点出了功臣所面临的危机,纵观历朝历代功臣,大多下场凄惨,鲜少能有善终者。

但是,隆科多、年羹尧身再其中,难免麻痹,并未感觉到危机。

浙江有位举人名为汪景祺,仕途坎坷,人生迷茫。他想要寻找一个靠山,挑挑拣拣最后选择了仕途正盛的年羹尧。为了使自己命运改变,汪景祺写下自荐信,投给年羹尧。与其说是自荐信,倒不如说是年羹尧的“功名录”。

信中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语,并称他为“宇宙第一伟人”,且用唐代名将郭子仪与之相比,丝毫不吝赞颂。除了这些,汪景祺还称赞年羹尧“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制敌之奇,奏功之速”等溢美之词。

可以说凡是能夸人的词语都被汪景祺用上,其目的就是拍年羹尧马屁。

您还别说,这马屁拍的挺准,年羹尧看了汪景祺的书信,大为受用,欢喜之下将他收入麾下。后来,汪景祺再次上书年羹尧,不过,这次不是拍马屁,而是劝谏之语。

那么,他是要劝年羹尧什么呢?从书名即可看出,汪景祺写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功臣不可为》,显然,他已预感到“功高震主”的危害。在书中,他这样说:“历史上功臣为何都难以善终,归根结底是因为功臣难当,而造成难当的原因就是天子的猜忌。

简单来说,功臣难做可分为三步,历朝历代中,每当国内叛乱,天子即需要功臣前去平乱。叛乱平息后,天子又会对功臣产生猜忌。在天子看来,功臣既然能平乱就能够造乱,因此,历代君主在叛乱平息后,第一件事即为打压功臣,此为功臣难做第一步。

如果能够躲过打压,未必就能相安无事,在太平时期,最怕奸佞之辈暗中作乱,尤其是一些背后小人,会出于嫉妒对功臣恶意中伤,天子本就警惕功臣,当听到此类传言很容易信以为真,此为难做第二步。

功臣在与君相处时,如若忠心为主,就避免不了直言上谏。忠臣如此做倒也无妨,可若是功臣如此选择,易会被皇帝认为是居功自傲的表现,从而,使天子对功臣厌恶疏远,甚至是打压、除之后快。此为难做第三步。”

汪景祺的意思很明确,无论功臣怎么做,最终皆难逃一死,他上呈此书的目的,即:想告诫年羹尧远离政治。此书写成时,正是年羹尧春风得意之时,关于书中的告诫,年羹尧不屑一顾,丢于一旁。

后来,年羹尧因结党营私、贪聚财富、擅作威福等行为获罪,官府在抄家时发现了汪景祺写的《功臣不可为》,此书反而为年羹尧再添一条罪状。除此之外,搜查人员还在府中发现了汪景祺的一首七言绝句,其中有句称:“皇帝挥毫不值钱”。

此诗惹得雍正帝龙颜大怒,下令处斩汪景祺,其妻则发配给兵士为奴,五服族亲全部革职。可以说,汪景祺时运不济,本想投靠年羹尧改变仕途,却无辜卷入政治斗争中,最终,饮恨而死。

与其命运相似的还有一人,名为钱名世,他和年羹尧同乡好友,当年二人共同通过乡试,钱名世中举。

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后入京,钱名世奏书为好友请功,称年羹尧平定叛乱,应立下战功碑。年羹尧出事后,钱名世受到牵连,雍正认为他是文人的无耻钻营,且送出四个字:“名教罪人”。

所幸,这场风波并未威胁钱名世生命,但被雍正讥讽,他这个侍讲学士自然无法做下去了,于是,钱名世返回老家生活。雍正觉得贬职处罚太轻,遂命人特制一个匾额,上面写上“名教罪人”四个大字挂在钱名世家中。

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雍正还令京城的举人写诗讽刺钱名世,被选中的讽诗还必须由钱名世自己出版,以作为宣发材料供各地学习。在众举人作诗期间,有个侍读学士吴孝登把讽刺诗写的太过浮夸,被雍正流放至宁古塔为奴。

另有其他几位举人,因写诗随意被朝廷革职,处罚甚至比钱名世还重。

再说年羹尧,能够混为功臣之辈自然有其本事。若论身份,他还是标准的皇亲国戚,其妹妹嫁为雍正妃子,这一定程度上是他骄纵跋扈的根源。

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凭借着自身能力,喜中进士踏入仕途。后来,他的妹妹得宠,成为雍正妃子,年羹尧自然难以摆脱这种关系,在多方照应下,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先是担任四川巡抚,而后又升为四川总督。

康熙六十年,年羹尧官至川陕总督,康熙去世后,雍正命他与延信共同负责西北地区的防卫,正式开启了建功立业生涯。后来年羹尧与隆科多共同效忠朝廷,且二人颇受雍正帝信任。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和硕特蒙古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引兵叛乱,西北地区再次陷入被动,形势严峻。

当时,雍正刚登上皇位不久,西北叛乱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后来,雍正将平定叛乱的重任交到了年羹尧肩上,且命令此战只准胜利不可失败。年羹尧不负众望,依靠着出众的指挥能力,于雍正二月重创青海叛军。

他指挥清军,分为多路夹击叛军,采取分割包围战术,仅用半月就将叛军消灭殆尽。当然,除了年羹尧外,还有一名将士更为英勇,他名为钟琪,在四川任都督,此次受命平叛,率领军队对叛军围追堵截,直捣叛军总部,其中叛军统领罗卜藏丹津靠着扮成女人方才逃过追杀。

凭借着此战,年羹尧威名正式打响,而后更是屡立战功,颇受雍正器重。正是在这段时间,使得年羹尧自恃功高,行事骄横跋扈,使雍正多有不满。

比如:在西安都督府时,他比较好面讲究排场,选择效仿朝廷体制,如给予别人东西时,他称之为“赐”;吃饭时,称之为“用膳”;请客则称之为“排宴”,仅这些还不算,在给麾下将领发出的行文中,年羹尧特意模仿皇帝命令语气,引起不少将领不满。

并且,在雍正派来侍卫时,年羹尧亦不屑一顾,将他们当成下人使唤,显然将自己当成了皇帝。当然,这些雍正帝皆心中知晓,但念及年羹尧战功及其大舅子身份,他选择了不加理睬。

这无疑使得年羹尧更加有恃无恐,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敛财富、打压异己、结党营私、买官卖官、侵蚀钱粮,总之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年羹尧必然要涉及其中。眼见年羹尧越玩越大,雍正已经做不到视而不见,他逐渐对年羹尧心生不满。

真正让雍正决心除掉他的原因,则是因其利用权势作威作福。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第二次进京,在这期间,他仗着军功在身,令王公以下官员出城跪迎,而京城贵族则需要下马向其行礼,种种嚣张行径,引起京城士大夫们的强烈愤慨。

最终,年羹尧将跋扈的毛病甚至带到了雍正面前,使得雍正终于下定决心将其除掉。雍正帝有心清剿,却迟迟找不到年羹尧大的把柄,只能选择等待时机。

雍正三年,京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天象,大臣们纷纷上书祝贺,年羹尧也想趁此拍皇上马屁。然而,不知是否疏忽,在他的奏表内,原本应为“朝乾夕惕”的词语被年羹尧写成了“夕惕朝乾”。

其实,这种并列词语即使顺序颠倒亦不影响原意,可这是呈给皇上看的,自然就拥有了不同的解释。雍正在参阅奏表时,发现了颠倒的成语。如果是以前,他并不会在意,可当时雍正帝正绞尽脑汁想着给他挑罪,这下倒好,他自己送上门来。

雍正帝当即怒称:“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朝中官员早就看不惯年羹尧,见雍正帝带了头,他们即开始举报上书,历数年羹尧罪状,共约九十二条大罪。其后,雍正帝命年羹尧自裁,其族人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

总之,凡是与年羹尧有所牵连者,皆受到了处罚。

最后,雍正帝说道:“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

… …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 ...”

参考资料:

『《清史稿》、《论年羹尧之死》、《清代名人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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