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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病故后,其母:老二,我以后靠你了,周作人哀叹:我苦哉

1923年7月19日上午,京城内一场大雨浇过后,地湿漉漉的。

身着青布长衫, 足登一双沾满泥淖的布鞋,腋下夹着一卷书本的鲁迅,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他那位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家中。

周作人、鲁迅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原来是住在后院的二弟周作人。

他依阶而立,表情十分冷漠,完全没有往日的客套与亲近。

庭院深深,古藤环绕,门前的那棵枣树正是果实累累,微风摇曳中,一片枣香。

鲁迅仰望着枣树, 贪婪地吸了吸,立在那棵缀满果实的枣树下。

看着面前的鲁迅,周作人一言不发,将一封写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件交到兄长手中。

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

鲁迅有些惊讶,张着嘴,正欲开口,却见周作人已经扬长而去,这会是谁写给自己的信呢?鲁迅闪入内室,忙拆开信一看,只见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在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细细地又读了一遍,令他惊讶的是,此信不是别人写的,而是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手足兄弟——周作人写给自己的绝交信。

这封信,文笔平实简练中藏匿着一种冷漠、无情。

就那么一瞬间,鲁迅仿佛遭受重大打击一般,他颓然得跌坐在椅子上,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弄不明白,一向手足情深的兄弟,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回想往事,年幼他4岁的二弟周作人,与自己从小玩到大,先是经历了少年时家庭由盛转衰的变故,尔后两人到南京求学。

1912年周家合影,后排左为周建人、周作人,前排:羽太芳子(周建人妻子)、周母羽太信子,婴儿是周作人长子

再到鲁迅留学日本,他又将周作人带到日本,担起兄弟的责任,助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并引他出道,共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令世人景仰和赞叹。

而如今,兄弟间走到了“断袍绝义”的这一步,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呢?

入夜,细雨霏霏,鲁迅坐不住,邀请周作人过来闲谈,终被拒绝,他从夜幕归来,摊开日记本,记录下寥寥几句话:“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节制简约的叙述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大风暴呢 ?

周作人年青时

只是鲁迅兄弟三缄其口,不曾吐露过半字,外人也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妄自揣度。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房子,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

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同年的8月2日,将老母鲁瑞和绍兴发妻朱安一起带了出去。

鲁迅搬家一事,周作人看在眼里,却并未出声阻止,他只是简略地在日记中记述一句话:“下午,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然而,谁也没料到的是,十个月后,兄弟俩会爆发一场战争。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打算去取走一些书籍和东西。

突然间,周作人和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的从后院冲出来,朝着鲁迅破口大骂。

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卧室,也不知拿起电话说了什么,很快就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和鲁迅秋后算账的意思。

当着很多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一样,将鲁迅从头到脚批评了个遍。

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忌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用力地朝着鲁迅的头上砸去。

幸亏一旁看热闹的人怕出事,一把上去抱住周作人将其拖开,才让鲁迅免于此难。

在众人的劝说下,兄弟俩平息下来,鲁迅连忙将一些书籍和家具物件拿走,就此告别了他一手经营的八道湾宅邸。

周作人

1881年出生在绍兴的鲁迅,不但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被誉为现代文学大师,在生活中,他也是极尽孝道和看重手足情意的好兄长。

例如他搬走之前住的八道湾宅邸,就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再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一笔钱,从一王姓人手中购买的。

这座院子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外三进,颇为宽敞,从买这屋子到整修房屋以及购置家具,鲁迅整整忙了九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周作人带着妻小回日本探亲,一点忙都没帮过,一直到房子置办好可以住人了,周作人才大摇大摆地回来。

考虑到周作人的情况,鲁迅特地让二弟一家住在后院。

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孩子们也有活动的地方。

再加上弟媳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所以鲁迅又将后面的几间房子改为日本的模式。

前院则给了三弟建人一家,鲁迅自己则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该屋阳光很暗,阴冷潮湿,很不适合人居住。

三兄弟搬进去之后,鲁迅还开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兄弟团聚,是鲁迅很早之前的心愿。

搬进去不久,三兄弟就请来了几位亲朋和见证人,签订了一份契约。

八道湾的房产,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一份,老母亲鲁瑞占一份,这份是为她养老送终的费用。

至于房主,则写的是:周树人。

鲁迅三兄弟

三兄弟还约定好,彼此间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他们的母亲看到三个儿子如此和气,也是笑逐颜开,而孝子鲁迅看到母亲欢喜,以及侄儿们的笑脸,也是倍感欣慰。

然而,只过了短短四年时间,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这三兄弟分家一事,大家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这定是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比起周家兄弟,羽太信子的出身有些不好,她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是鲁迅和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替他们洗衣服打杂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有了感情,便嫁给了他。

虽然出身不高,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什么善良的人,她为人自私又刻薄,且喜欢铺张浪费,爱搬弄是非,再加上她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十分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住在一起后,家里的财政大权便掌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里,鲁迅当时的收入是400大洋一个月。

鲁迅全家福

每月发了工资,他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钱之外,其余的全部上交给羽太信子管着。

然而,即便鲁迅上交了工资,羽太信子的钱还是不够花,她面子,讲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在吃穿用度上也没有个算计。

或许是穷怕了,羽太信子嫁给周作人后,再也不愿意过苦日子,她雇了六七个仆人来家里,每餐饭稍微不合口味,便撤下去另外做,就连家中的孩子上学,也都有专门的黄包车夫。

如果遇到家里人感冒发烧,羽太信子也必会请来价值不菲的日本医生。

而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来看,他们的工资如果节省的话,是可以存下一笔钱的,600块现大洋折成人民币,约莫有3万块。

鲁迅与孩子

只是羽太信子太爱挥霍了,她根本不会,也不愿意持家,至于周作人,更是个不问俗事的人,他只会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自然不愿意忍受羽太信子如此地挥霍,以至于后来,他的薪水被拖欠,发不出来的时候,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一截,再加上他数次规劝弟媳节省。

于是,一场矛盾就爆发了。

对于儿子之间的“战争”,老母亲鲁瑞很伤心,她曾经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栋屋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多年之后,鲁迅也对许广平说过这事:“我总以为自己不计较,总该家庭和睦罢了,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呢?”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也一语道破他们分家的真相:“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意与他一起同住。”

至于周作人,似乎也知道分家是妻子的问题,但是妻子为何不喜欢鲁迅,他却不愿意说出来,且一辈子都没有说出缘由。

这就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悬案”

鲁迅与周作人

对于他们的失和, 如果简单用“家事”, 甚至“政见不合”来解释,显然有点牵强。

而羽太信子事后提起分家的事,只说了一句话,却让人十分震惊,她说:“鲁迅曾在他们的卧室下偷听。”

很多人自然不信她的话,因为鲁迅是文人,断不会做出这种“难堪”的事情来,再加上周作人的窗户外头种满了鲜花,外人根本无法靠近。

另一种说法则比较荒诞,那就是鲁迅偷看了弟媳洗澡,才惹来弟弟和弟媳同时向他攻击,这场“窥浴风波”也让兄弟二人反目成仇。

有人对此,也进行了有利的反驳,因为羽太信子有病,发作起来不管不顾,以她性子是可以捏造出这么一段谎话的。

面对外界的流言蜚语,鲁迅十分难受,然而,让他最难受的是,周作人夫妇始终不愿意和他沟通,他想找这对夫妇问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兄弟突然翻了脸。

但对方的不回应和无端的攻击,让鲁迅产生了无力和愤怒感,也让他百口莫辩。

羽太信子、周作人、友人

最终, 兄弟失和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 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

与二弟周作人决裂之后,鲁迅越来越感觉到有种说不出来的惆怅,他始终让痛苦的回忆默默地埋藏在心里,从不向世人述说。

自从他搬出八道湾之后,就大病了一场,前后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就是在这种状态下,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并写出了另一部作品《祝福》。

搬出八道湾不久后,鲁迅肺病复发病倒,他只能吃流质的食物,这期间,朱安为他端茶递水,缝洗浆补,全力做一个尽心尽力伺候丈夫的好妻子。

这也是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中,唯一一次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朱安

鲁迅病愈后,对朱安有了一些客套和感激,或许与兄弟闹翻搬走,对鲁迅来说是一种痛,可对朱安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她有了和丈夫单独相处的机会,也得到了自己从未得到过的客套和感激。

再说另一边,关于和弟弟分家的事,有人曾批评过鲁迅的软弱,也有人怪他把好好的一座大宅拱手让给了弟弟。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周作人拿到房子后,日子并不好过。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收入不菲,有人曾算过一笔账,他生前写文章,当教授挣下的大洋,约莫等于今天的人民币近两百万。

那么,鲁迅这笔价值不菲的收入,去哪里了呢?

除去购买北京的住宅,维持两个有家室的弟弟一家的生活之外,他还支援了别人不少,以至于他离世后,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这样导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窘境。

鲁迅

再加上周作人挣钱的功力比不上鲁迅,妻子又大手大脚的花钱,他很快就撑不住了。

1936年3月,鲁迅感染了风寒病倒,再加上他本身就有肺炎和胃病,身体早就垮了,被风寒这么一摧,整个人的虚弱至极。

进入六月之后,鲁迅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很多知名人士包括其学生,都对鲁迅的病情表达过问候,同时,大家也想借机缓和兄弟两人的关系。

但等周作人得知鲁迅病重之后,却是毫无反应,他一手拿着紫砂壶,半躺在摇椅上,眯着眼睛晒太阳。

听着哥哥病了的消息,他脸上毫无表情,那模样,仿佛是在听人问:“今天中午吃什么?”

而在鲁迅病逝后,周建人专门给周作人发去了一封电报,至于周作人握着鲁迅死讯的电报,是何反应,并没有人知晓。

等他赶去老母家中,向母亲和朱安汇报这个消息之后,老母亲老泪纵横地说:“老二,我以后只有靠你了。”

此时的周作人并没有沉浸在鲁迅去世的悲伤中,相反,母亲的这句话让他如临大敌。

他哭着脸,不断地搓着手,跺着脚说:“我苦哉!我苦哉!”

次日,北京的各类媒体接踵而至,他们纷纷赶来采访周作人,请他谈对鲁迅的看法。

对此,周作人特地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这段谈话:

他对于鲁迅在上海的情况,了解得不多,平时也极少通信,只知道他患了肺病,今天早上接到弟弟的电报,才知鲁迅的死讯。

后来,周作人还写了两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对于写鲁迅的文章,周作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尽管很多人来约稿,但他只写了两篇。

但对于鲁迅的评价,周作人还曾因为言论不当,引起了很大一场风波。

他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这些话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

有位武汉的青年,还给鲁迅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并斥责他“不懂鲁迅的学问,最好不要乱说。”

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此举是“想把鲁迅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雨庵里去。”

只是,周作人一直不知道,鲁迅生前曾公开说过,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就连鲁迅在病重时,都在读弟弟周作人的文章。

可见,鲁迅虽然与弟弟闹翻搬走,但在他心里,始终在等着与弟弟和好的机会,哪怕对方曾拿着狮形铜香炉朝他头上砸来,他还是把周作人当自己最爱的那个弟弟。

只可惜,鲁迅在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等来他,也没有等来兄弟情谊修复的机会。

文:蕉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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