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等撰，王云整理点校：《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220页，定价21.2元。
目录
总 序 顾宏义
前 言 王云
洛阳牡丹记 （宋）欧阳修
牡丹荣辱志 （宋）丘濬
陈州牡丹谱 （宋）张邦基
天彭牡丹谱 （宋）陆游
牡丹谱 （宋）胡元质
扬州芍药谱 （宋）王观
玉蕊辨证 （宋）周必大
海棠谱 （宋）陈思
桐谱 （宋）陈翥
洛阳花木记 （宋）周师厚
桂海花志 （宋）范成大
桂海草木志 （宋）范成大
离骚草木疏 （宋）吴仁杰
楚辞芳草谱 （宋）谢翱
附：花经 （五代）张翊
王云：前言
观赏类植物谱录的创作兴起于唐，盛行于宋。以其中占大多数的花卉谱录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在三十五种左右，出于宋代的便已占三十余种。宋代观赏类植物谱录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专记某一种植物，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陈思《海棠谱》、王观《扬州芍药谱》等。由于所记对象常是作者钟爱的植物，且对象单一，故可以通篇之力描述这类植物的品种、源流、地方风俗，兼或历代与之相关的故实和诗词。谱录中以这一类作品居多。另一类则记各类花木，如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这类作品如一一叙述各种植物来源、典故，往往成长篇巨制，或成类书，不易完成，故大多记载简单该要。
而正是得益于宋人谱录的大量存世，我们才可以更为立体详细的了解宋人生活中种花、赏花的方方面面。
一
春花之中以牡丹、芍药、海棠品种最繁，尤为时人喜爱。海棠花期在每年的农历二三月份，先于牡丹。其时花木柔条新发，春意正浓，娇艳妖娆、红媚多姿的海棠，恰能触发赏花人的感兴，许多诗人把春来的喜悦和春去的忧愁寓于吟咏海棠之中。苏轼《海棠诗》言：“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道出了对海棠的惜爱之情。一夜风雨海棠花落，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的雅叹，也正写出了春光易逝的惆怅。
宋代海棠以蜀地最为有名，品种也最多。北宋沈立所著《海棠记》中言：“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然记牒多所不录，盖恐近代有之。”又记载唐相贾耽《百花谱》中“以海棠为花中神仙”。由此可知直到唐代，海棠还没有成为普及的观赏花卉。《海棠记》中又言：“海棠虽盛称于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师江淮尤竞植之，每一本价不下数十金，胜地名园目为佳致，而出江南者，复称之曰南海棠，大抵相类而花差小，色尤深耳。”沈立是北宋人，年长于苏轼。宋仁宗庆历（1041 —1048）年间在四川洪雅为官，由于“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为东道主，惜其繁艳为一隅之滞卉，为作《海棠记》，叙其大概”。《海棠记》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已有著录，现在已经散逸。不过在南宋陈思所集《海棠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完整的《海棠记》序言、节文以及沈立自作《海棠诗》一百韵。
牡丹和芍药花期晚，应着谷雨花信，已在暮春时节，这个时期百花大都凋谢，已是绿叶成荫。芍药之名出于先秦，除药用外，它也是著名的传统观赏花卉，古时男女将别，还有赠芍药的习俗。《诗经·郑风·溱洧》便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诗句。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言：“将离相赠之以芍药者何也？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自唐宋尊崇牡丹以来，芍药在花卉中的地位才稍有降低。宋代以扬州芍药最为闻名，王观《扬州芍药谱》中便记载了当时的名品三十九种。
和梅的高洁、兰的清幽、菊的恬淡不同，牡丹雍容华贵的仪态最投合大众的心意，因此喜爱它的人最多，为之作花谱的人也最多。熙宁五年（1072）农历三月，苏轼与时为杭州知州的沈立在吉祥寺寺僧守璘的园圃中赏牡丹，当时“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苏轼《牡丹记叙》）。第二天，沈立向众人出示所作《牡丹记》十卷，并请苏轼为序。从苏轼《牡丹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牡丹记》的内容“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培养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虽然沈立十卷本《牡丹记》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但是其他流传至今的多种宋人牡丹谱录依然为我们展示了宋代牡丹的培植盛况和花开时的倾国之姿。
二
牡丹又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两金，最早并不是作为观赏植物进入人们的视野。唐以前，有关牡丹的记载几乎都与它的药用价值相关，《计然万物录》载“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亦善”；孙思邈《千金翼方》载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所说的都是药用牡丹。药用牡丹品种少，花比较小，花瓣也只有五到七片，且多为野生。人工培育观赏类牡丹大约在隋以前便已经开始，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载：“世谓牡丹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诗。张公尝言北齐杨子华画牡丹极分明，则知北齐已有牡丹矣。”张公的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故实》中言“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胥臣”，现代有学者论证其为唐代画家张彦远。由于张氏深知于画，他所说北齐杨子华牡丹画应当不是信口之言。宋人笔记小说《青琐高议》中题隋炀帝《海山记》中又有炀帝在洛阳建西苑，从易州运牡丹二十箱的记载。虽然这些都是在牡丹极盛的唐宋时期才有的记录，不能称为信史，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观赏牡丹的培植在那时已有所起步了。
直到唐代，由于受到武则天的钟爱，牡丹才被大量的培育起来，不但品种、花色渐渐增多，且出现了双头牡丹、千叶牡丹等观赏性极高的新品。自此以后牡丹便广为世人爱赏，文人吟咏，相继不绝。刘禹锡《赏牡丹》诗言“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从中便可以看出牡丹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牡丹品种的增多与当时身怀植花绝艺的“花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柳宗元《龙城录》“宋单父种牡丹”载洛阳人宋单父：“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唐代牡丹以长安和洛阳最盛，而在北宋，则以洛阳花独冠天下。除当地物候适宜外，培植技术的先进也是洛阳牡丹胜于天下的原因之一。关于洛阳牡丹有一段传说，据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之花冠天下。”这虽然只是小说家言，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洛花之擅美，以及世人钟爱牡丹已经不仅仅因为它的姿色，还有被寄予的独特精神。
洛阳牡丹的品种变迁和培植方法可以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中看到翔实的记载。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其后四年，虽然每年春天都因故“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后来写下《洛阳牡丹记》。欧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花品叙”共列出当时著名的牡丹品种二十四品，并在“花释名”一节中对各品种特征做了详细说明，“风俗记”中则记载了洛阳赏花、贡花、种花之俗。由于新品频出，旧品的欣赏者逐渐减少，花户可以盈利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因此往往很快便受到冷落。欧阳修言：“初，姚黄末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姚黄、牛黄、魏花、左花等都是牡丹品名，关于它们的命名，欧阳修也在“花释名”中做了该要的总结和举例说明：“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㩎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周师厚稍晚于欧阳修，他所写《洛阳花木记》中牡丹的品种更多，共一百零九种，又单做《叙牡丹》一节，从品种特征、来源上细论了四十五种牡丹。这一节在宋以后被单行刻印，也称《洛阳牡丹记》。另外，《洛阳花木记》还记载了其他花卉的品种，如芍药四十一品、杂花八十二品，以及果子花、刺花、草花、水花、蔓花各品。除此之外，《花木记》中详细载有四时变接法、载花法、打剥花法、分芍药法等当时的园艺技术，即使在现代，也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洛阳以外，其他各地也多培植牡丹，如陈州、越州、彭州等地。当时洛阳培育的新品种也会被带往各地，在四川彭州，当地的花被称为“川花”，从洛阳传来的品种称为“洛花”。宋室南渡后，淮河以北之地尽陷金人麾下，牡丹的培育已不如从前，但四川彭州地区的牡丹种植依然方兴未艾。陆游《天彭牡丹谱》专门记载了除洛阳品种以外的六十七种川花，并为其中三十四品释名。其《记》体例与欧阳修《牡丹记》相同。和欧记不同得是，陆游作《天彭牡丹谱》还寄寓着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他在后序中曾慨叹道：“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异时复两京，王公将相筑园第以相夸尚，予幸得与观焉，其动荡心目，又宜何如也！”，再读其《梦至洛中观牡丹繁丽溢目觉而有赋》至“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一联，则悲凉慷慨之状犹在眼前。
牡丹谱录中，丘濬《牡丹荣辱志》比较特别，其通篇拟人，把牡丹中姚黄列为花王，其后魏红为妃，又以他品充九嫔、世妇、御妻之数，而百花都在其下，又有花君子、花小人、花亨泰、花屯难等喻。亦可备一观。
三
宋人爱种花，爱簪花，爱赏花。花卉事业的繁盛与当时私家花园的大量出现相得益彰。花园的主人不仅请专人培育新的品种，还在花开时节开放园林，允许众人进园赏花。除私家花园外，植有名贵花卉的古刹名寺更是赏花的胜地。王观《扬州芍药谱》载扬州龙兴寺花事盛衰以及朱氏花园种花之盛道：“《花品》旧传龙兴寺山子、罗汉、观音、弥陁之四院，冠于此州，其后民间稍稍厚赂以匄其本，壅培治事，遂过于龙兴之四院。今则有朱氏之园最为冠绝，南北二圃所种，几于五六万株，意其自古种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当其花之盛开，饰亭宇以待来游者，逾月不绝，而朱氏未尝厌也。”另外，官府往往也设有专门的庭园，收集当地各色新异品种，花开时节供人观赏。《扬州芍药谱》又载：“州宅旧有芍药厅，在都厅之后，聚一州绝品于其中，不下龙兴、朱氏之盛。”
遇到新出现的奇异品种，有些私家花园的主人还会收取观赏奇花的费用，每日收入不菲。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宋相魏仁溥家得到牡丹新品“魏家花”：“传者云此花初出时，人有欲阅者，人税十数钱，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数缗。”南宋张邦基也曾记载园户牛氏家开出奇花“缕金黄牡丹”时，“以蘧篨作棚屋围幛，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墨庄漫录》）。
赏花的时间几乎集中在春季。花开时节，无论士庶贵贱，人们大多头簪鲜花，竞相流连于古刹名园。在以花闻名的城市，如洛阳、扬州等地，更是如此。花时赏花、遍览名园遂成一时风气。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赏花之俗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檐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宅，至花落乃罢。”从中可见洛阳赏花风气之盛。苏轼《惜花》诗序中记载了杭州赏花的盛景：“钱塘吉祥寺花为第一。壬子清明赏会最盛，金盘彩篮以献于座者五十三人，夜归沙河塘上，观者如山，尔后无复继也。今年，诸家园圃花亦极盛，而龙兴僧房一丛尤奇。”还在诗中描述了自己当年赏花后“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吴儿哈”的酣醉之态。南宋时，虽然洛阳等比较大的花卉中心归金人所有，但是赏花的风气在其他地方依然如旧，身在四川的陆游写《花时遍游诸家园》道：“看花南陌复东阡，晓露初干日正妍。走马碧鸡坊里去，市人唤作海棠颠。”春日为花痴迷的神态已经尽情体现在诗句之中了。
四
本册共收录十四种宋人著作。除牡丹谱、芍药谱、海棠谱外，还包括周必大《玉蕊辨证》、陈翥《桐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等，并附录五代时张翊所作《花经》，以飨读者。
在专记某一种植物的谱录中，周必大《玉蕊辨证》要相对特殊一些。题名中“辨证”二字说明了作者的意图，即对唐昌玉蕊为何种植物引经据典加以辨析，其中又兼记相关诗文及掌故，这与对经典的疏证颇有相似之处。早期对经典中所载植物、动物作疏的是陆机《毛诗草木鱼虫疏》，本册收录的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与谢翱《楚辞芳草谱》便是这一类疏解经典的作品。“疏”是古代典籍的注释体例之一，与其他经典注疏内容不同，《离骚草木疏》四卷，单独著录了《离骚》中五十五种植物，每种植物下一条，征引宏富，考辨典核，并延及自己时代的名称和品种。屈原《离骚》之志，司马迁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故其文也是历代文士奉读热爱的经典。王逸《离骚序》言：“《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草木疏》作于1197年前后，当时正值庆元党禁，赵汝愚、朱熹等人俱被列入逆党籍，理学被斥为伪学。吴仁杰与朱熹等人多有书信往来，他在《疏》中虽未明确臧否人物，但其后序言“《离骚》以芗草为忠正，莸草为小人，荪、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种，犹青史氏忠义、独行之有全传也。薋、菉、葹之类十一种，傅著卷末，犹佞幸、奸臣传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遗臭万载云”，知其作《疏》当有芳草臭物之隐喻。谢翱生于南宋末，曾随文天祥抵抗元兵，其《楚辞芳草谱》所谱品种较少，共载《楚辞》中植物二十三种，每种一条，考证内容不多，较《离骚草木疏》为简单。
此次整理，笔者遴选了较优的底本，并参校以通行各本，在尽量保持底本原文的情况下进行了点校。其中的多种作品，如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等，都未见其他整理本，因笔者学识有限，难免出现舛误，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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