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也许这才是最让人绝望的金马获奖影片

2017年，第54届金马上，大陆女导演马莉执导的独立纪录片《囚》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囚》聚焦于东北某精神病院，长达287分钟的片长里，电影群像式地展现了该院里十几位精神病患者的情况，并且以新入院的傅传明的表现为“主线”，试图给观众一个完整的“入院体验”。
在这“入院体验”背后，在许多观众被患者的“疯话”逗乐的背后，《囚》承载着一定的永恒性和现实性。
其永恒性的一面关乎一个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所讨论的问题：该不该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其现实性的一面则直指中国精神病人住院收治的法律空缺。这个法律依据的空缺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2008年女律师黄雪涛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成立工作组，完成并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递交了《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2012年10月26日，长达27年一直难产的《精神卫生法》颁布，确立了患者的“住院自愿原则”，标志着精神病人的收治不再由医学标准界定，而是要执行法律规定。
关于中国精神病人收治的问题，有很多的背景资料，20多年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正常人“被精神病”并入院治疗限制人身自由的例子。在这里笔者只做简单陈述。长期以来，精神病医生都代替了法官，决定了精神病人的自由，而其标准基于“自知力”。

这种“自知力”标准带来两个可怕的问题。一是，“自知力”的判定权在于医生，因此，实际决定患者能不能出院的，还是医生，可以说是绝对权力；二是，根本没有任何的机制来为医生的错判“平反”，一旦医生发生错判，“患者”没有任何渠道申诉，更可怕的，是他们在理论上已经被剥夺了申诉的权利，因为他们说的话已经被认定为“疯话”，用华妃的话就是“疯话怎么能当真呢？”
上述现实层面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医学理论层面，而《囚》所反映的，不止这些。《囚》让我看到，在入院收治的执行层面，存在着更多细思极恐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并不是片中那所医院独有的问题，而是存在很大的普遍性。
首先，那些精神病人渴望出院重获自由的诉求，从来没有被医护人员认真的考虑哪怕倾听过。所有医护人员对待病人们“我没病”“我要出去”的宣言，都采取着表面温言善诱，实则根本不以为意的态度。
这并不是重点，医护人员也并没有错，因为站在他们的角度，病人就是“有病”，说的当然是“疯话”。重点在于，没有除了病人和医院以外另外的机构来判定病人的主观意愿是否合理，这种判定权和执行权全都掌握在医院手里的模式，让病人成了真正的囚犯。病人没有申诉权和渠道。

其次，《囚》里，五花八门的“监护人”因为五花八门的原因把他们的亲人送进精神病院。这些“监护人”有妻子、女儿、母亲、弟弟。傅明刚的“疯话”似乎恰巧切中要害：他们有权做“监护人”吗，是合格的“监护人”吗？
而送入医院封闭治疗的原因更加“有趣”：酗酒、吸毒、不加节制地花钱叫小姐……这些原因让片中的精神病院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救死扶伤、维护精神病人权益的机构，更像是一个家人由于利益冲突而为患病亲人租赁的长期“冷宫”。酗酒的那个，根本就是他女儿女婿为了让他“少惹事儿”；叫小姐的那个，根本就是他弟弟觉得精神病院“更省钱”。
“监护人”判定之随意，与入院门槛之低和强制，都反映出长达20多年来，中国精神病人收治的乱象。

最后，最令人绝望的，是直到电影结束，对于影片里的几个主要的精神病人，“我没病”的观念丝毫没有改变。
马莉很聪明地为《囚》这部纪录片选定了一个“主角”傅明刚，因为他是一个新入院的患者，因此观众完整地目睹了他长达半年时间的“治疗”。入院初期，他坚称“自己不该住院”，而半年后，他学聪明了，企图虚与委蛇地承认自己“有病”，然后借机出院。这种“曲线救国”式的“飞越疯人院”，标志着他的治疗基本上宣告失败了。
而这种失败，普遍存在与病人当中，甚至有一位已经住了十几年院的老人，清晰地发表着自己的人生哲学，看起来，十几年的入院治疗，并没有“治好他”，而是他自己“习惯了”。观众不禁会想，既然他们都没有治好，那么医院干嘛了？答案是，我也不知道。
有个胖胖的年轻患者，姑且称他为小胖子吧。有关他的两个片段也许更具有讽刺性。电影中段，小胖子目光呆滞，另一位患者在劝导他，大致意思就是“想开点”之类。电影结尾，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小胖子和那位先前劝导他的患者在食堂对话。此时小胖子已经眼神活泛，与那位病友畅聊无碍，聊到最后，甚至口若悬河。
观众们都以为小胖子已经有了起色，甚至快好了，可是当他们聊到“吃”这个问题时，观众们发现小胖子以清晰地逻辑把思维带向了一个死胡同。不少观众都笑了，因为马莉捕捉到了一位精神病人特别“搞笑”的“疯话”。我也笑了，可一两天过去后，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绝望：他好了吗？医院做了什么？

写在后面，2012年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已经确立了患者的“住院自愿原则”，至少在法律制度层面填补了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