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25 涂子沛 真爱梦想
编者按：去年12月，《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的作者涂子沛先生当选了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的理事职务，涂先生从认识我们真爱梦想到成为我们的一员，期间有着很多机缘。这些，都写在了他即将上市的新书《数据之巅》后记里。今天就先将这篇内容分享给大家吧！
蝴蝶振翅
2013年5月，我接到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的邀请，希望我专程回国做一次大数据方面的培训。
从美国启程前，该中心发来了上百页资料，都是关于《大数据》一书的读后感和相关问题。他们还告诉我，这还仅仅是从员工提交的资料当中“精选”的一部分。
坐在电脑前，我逐页浏览着这些资料，心中像有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了一下翅膀。
记得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不止一次听到老教授谈起20世纪80年代韩国崛起期间的旧事。作为世界计算机科学的首府，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都有很多学术会议。无论会议大小，韩国常常会派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他们来美国的目的，不是交流，而是学习。在会场上，一有人演讲，这群韩国人就一声不响、眼光齐刷刷地聚集在演示屏上，等到会上提问或是会下交流的时候，举手的、围拢的，又都是韩国人。你很容易感受到，整个会场都被他们的学习气场笼罩了。
这种气场，正是我在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感受到的。专注的眼神、诚挚的表情、围拢的人群、接连不断的问题，我应接不暇，脑海中不断浮现韩国的场景，但这是在中国，在中信！
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我相信有一条真理颠扑不破，那就是学习改变命运。任何一个群体，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公司，如果愿意学习、善于学习，就一定会崛起，最终令其竞争者难以望其项背！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在本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来追溯“二战”之后戴明在日本进行数据布道、日本随后崛起的那段历史。
2013年4月，我在中国银联演讲。其培训中心主任付伟，是数字学习的知名专家。刚到上海，他就和我讨论数字学习的最新动态。恰时微信刚火，付伟拿出手机，向我介绍说，他如何用了不到3周的时间，就在微信的朋友圈募集了10万元人民币，一个叫“真爱梦想”的基金会，又如何把这笔钱投向贵州省偏远地区的一所小学，为乡村的孩子搭建了一间“梦想教室”。
付伟调出了微信上的数据，我看到115名捐款人的姓名，都是500~2000元的散款，然后是那间梦想教室，彩色的桌椅、整齐的书架、液晶投影仪、电脑……他又接着介绍说，真爱梦想就是上海的一家公益组织。
大数据的话题，好像走偏了，但我心底的那只蝴蝶，又轻轻地振了一下翅膀。
离开上海的那个早晨，是个周六。在去机场的路上，手机响了。付伟来电送别，我笑着问他为什么起这么早，他说不早，这会儿他和儿子傅誉都已经在车上了。
“这么早去做什么？”我问道。
“送誉儿去做公益！”
“做公益？”
我不由反问。付伟解释说，傅誉在真爱梦想做志愿者，这个15岁的小伙子在那里受到了感染，很有成就感，虽然学习忙，但每周都坚持要去。
握着手机，我突然有种穿越感，一瞬间以为自己身处美国。做公益，几乎是每一个美国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周末的时候，不少美国家长都驱车在路上奔波，送孩子去做公益。
几个月后，我再次应邀来到银联做大数据方面的交流和报告。在他们的座谈会上，我认识了真爱梦想的主要创始人潘江雪女士。江雪告诉我，真爱梦想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素质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是要帮助孩子寻找到内心的热爱，而不是灌输、不是分数，更不是功利。类似于贵州的梦想教室，真爱梦想已经募款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多家了，她希望在未来的梦想教室中能够引入更多的数据和科技元素。银联的副总裁柴洪峰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听了大家的发言，颇有感触地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人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
等我回到美国，又收到柴先生的来信：“你的演讲令人耳目一新，原来数据还能这么用！我们要努力多创造一些属于中国的故事，希望将来能写到你的书里。”
这期间，我还担任了上海承泰公司的首席数据科学家。该公司的创始人范释元先生对数据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在半年多的任职时间内，这支团队的想象力、创新力常常感染我。
于细微点滴之处，我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这成了驱动我提笔写作第二本书的重要动力。
内心的那只蝴蝶，振翅而出。
这本书，我试图在历史的纵轴之上，写出数据时代的全景；在和美国的横向对比中，思考我们的现况和未来。虽然全书仍然以数据文化和科技在美国的发展为主线，但和我的第一本书一样，其重心和出发点，还是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美国、学习美国，并不是为了成为另一个美国。学习始于模仿，但好的学习，目的是超越。对中国而言，甚至“超越美国”也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世界进步做出更多、更突出、更前沿的贡献，就像柴洪峰先生说的，要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讲述自己的故事、重放民族的荣光。
本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大学同窗王怡河，他是本书的第一读者，给我反馈了许多宝贵意见。师妹林琳博士协助我整理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部分资料，好友王玺博士为我收集、整理了智慧城市的部分资料，陈春蓉博士和我一起对美国财产公开制度做了专项研究，美国联邦政府的高级退休官员胡善庆博士（JeremyWu）帮助我审读了第六章，补充修正了我对于美国政府LEHD项目认识的不足。我在美国的同学，大数据专家肖尉先生、云技术专家吴建琳先生在若干技术问题上给予了我有力的支持。在长达半年多的艰苦写作中，陈心想博士常常和我聊天交流，给予了我许多鼓励；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的王广辉副院长、英特尔的首席工程师吴甘沙先生、点融网的首席执行官郭宇航先生、金蝶医疗软件的陈登坤总经理都对我的写作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我的新同事胡根泽博士，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在本书收尾之时，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提点。就中国历史上的数据使用问题，我还多次向许倬云先生请教。没有以上师友的支持，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完成。
此外，我还要向神州数码的管理层和相关工作人员致谢，谢耘院长、裘朝斌总经理等多位朋友与我交换了不少真知灼见，张睿女士陪同我开展了调研，因为有机会深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采集到许许多多有价值的资料，我才完成了第八章的写作。
我还要感谢上海的昌言律师事务所，他们优秀的律师团队为我处理了大量的法律事务，我才能专心致志，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心愿、完成这部书稿。
最后，我要向中信出版社的李璐编辑、蒋永军主编和王斌社长等朋友致敬，他们高度肯定本书的价值，为其出版倾注了心血。尤其是李璐编辑，她的严谨、细致和辛勤工作，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除了种种感激，我的心里还有一份深深的愧疚。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这大半年的时间，我陪孩子玩耍、学习的时间很有限，有时候虽然和孩子在一起，但脑子里想的还是数据的问题，类似“人在心不在”的情况每出现一次，我就自责一次，一定程度上，这种糟糕的体验贯穿了全书的写作过程。我意识到，要追求工作中的使命感，又要保持个人生活的平衡，我还需要修炼。
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的心中却不时涌起遗憾，感觉“还有话没有说完”，但就像一部电影，终有谢幕之时，心中的遗憾，只能留待下一本书来填补了。路漫漫其修远，我提醒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他人提供思考的素材，如果这本书能激发读者更多的思考和讨论，那本书的使命，就完成了。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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