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鼎钧
二十多岁的人,认为自己什么大事都做得成,若要写几本后世欣赏感激的大著,料也不难。
数说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也只是脑袋上七个窟窿,手掌上十支短棒。他们的作品,每一个字我们都认得,每一句话我们都懂得,每一件事我们都经验过或想象得出。做得跟他们一样,有什么不可能?
据说:文学家肩上的那个看似与常人无异的脑袋里,有一种特殊的质料,叫做天才。我们有没有呢?不知道。不过,二十岁的小伙子,自觉与上帝距离很近,仿佛上帝刚刚将他们用心装备一番打发到地上来,天才如果这么要紧,上帝不会不给我们。
除了天才,听说还有方法—什么!谁说的?文学创作有方法,难道这是木匠做桌子吗?是大司务剃头吗?玫瑰是用一套方法开出花朵的吗?瀑布是用一套方法画出线条来的吗?萧伯纳说写作的方法只是“由左到右”。老萧万岁!
我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人物,同睹过一个世界的破碎,一种文化的幻灭,痛哭过那么多的长夜,这只手还不是产生名著的手吗?无疑,这身体,从头顶到脚底,每一寸都是作品!
偶然的,我们聚合在一起,庄严而且响亮地互相宣布各人的宏愿。其后,不断交换报告各人的进度和成就。在这种场合,空气够忙碌的,它们无休止地震动着,去传达有关人生的各种壮语,有关当代作家的臧否,文学上像麦芒一般的细枝末节的争辩,以及雄图大志之重申。
真的,像天才一样,每个人的工作方式都不相同。有的人想呀,想呀,每夜都想好一个长篇,第二天阳光一照,长篇随着黑暗跑了。有的人东奔西跑,调档案,借参考书,征求旧报,皮鞋磨破一双,皮鞋磨破两双,资料箱还是填不满,因为早先搜集的东西又不合用了。有的人写呀,写呀,也发表,也出版,起初也有人叫好,可是日子一久,叫好的声音便沉落了。有的人家累重,挣钱忙,动笔的日期永远定在明年,可是这个人忽然化成一罐灰、一抔土,化成亲友的一眶泪、几声叹,在世界上永远消失。
慢慢地,我们明白,谁也不是金刚不坏之身,谁也不是天之骄子。上帝随便抓了几把物质,这就是我们。才能不能满足志愿,志愿不能改变命运,这也是我们。我们离上帝是这么遥远,不但伸手触不到他,举目看不到他,侧耳也听不到他,甚至想象力都想不到他。他也绝未想到在地上爬行的我们,一定的。
以后的迹象似乎是,每个人沉默了,冷淡了,共同的理想既已丧失,友情也疏远了。
多年难得相聚一堂,难得由一位风雅的女主人,故意在这群人相识十周年时安排一次大团圆。凭着旧梦的潜力,这些人都到了,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又好像并没有什么可说,只是你望我的眼角,我望你的眼角,看眼角是否有了皱纹;你望我的头顶,我望你的头顶,看头上是否添了白发。—你有几部作品?六部。你呢?四部。一部作品是指一个孩子。嫩笋肥美,新茶清香,乡愁如缕,物价可忧。终席未再听到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名字,未再听到钦羡或抨击那些名字,未再听到要追踪或超过那些名字。每个人可能只剩有一撮旧梦,隐藏在记忆深处,然而谁也不愿去想起它,纵然想起了,也混沌如梦中之梦,一若情人之眼,眼前世界总是那么着实而又那么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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