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国家大剧院》2018年6月刊】
写得很水，请见谅！且，因为刊物要求，对他gay的一面几乎无法提及。要写的话，只能另开新篇了。
很少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身兼如此多的身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教育家、犹太民族的文化使者、美国音乐的外交名片......
他是波士顿的儿子，却在纽约繁华的百老汇和中央公园大道如鱼得水，可他的文化之根似乎又远在万里之遥的特拉维夫；
他长袖善舞：是音乐厅后台、经纪公司会议室、政商头面人物的聚会、白宫里的交际之花；
他风度翩翩、妙语连珠：他是报纸媒体的宠儿，唱片公司的封面首选，哥伦比亚广播电视台的古典乐代言人；他跟女友分手的消息甚至可以登上报纸的娱乐头版；
同时，他又是个不招人喜欢的话痨：《纽约时报》攻击他的指挥姿势和场外活动，参加酒会的嘉宾有时也因为他口无遮拦而希望他闭嘴，甚至就连他的父母也写信给他，都在问他“你就不能管好自己的嘴么？”
莱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承载了美国古典音乐的光荣与梦想，他是一本百科全书，是一个文艺界的“万金油”，诸多的艺术身份、文化身份、社会身份在他的身上，彼此犬牙交错、矛盾丛生；可他似乎很少真正想要让这些身份变得自洽、合辙。伯恩斯坦，可能是二十世纪古典音乐史上最忙的大忙人，他的肉身已然在布鲁克林的公墓之中安息，但他不朽的交响作品和音乐剧、他对马勒的重新发现和推广、他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对音乐的讲解，乃至他无远弗届的政治社会影响力，注定将成为不朽。
伯恩斯坦小时虽然喜欢音乐，但家里也并未觉得需要对他进行特别的培养。直到10岁时，婚姻极度不幸福的姨妈在搬家时丢给了伯恩斯坦一台钢琴，体弱多病的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玩具”——“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我将终身跟音乐打交道。”
父亲一直嫌弃伯恩斯坦练琴极吵，笃信犹太教的他更愿意把晚上的休息时间花在研读犹太经典和听听收音机里的晚间新闻；但是伯恩斯坦却迫不及待地给自己找起了音乐老师。短短一年，伯恩斯坦就掌握了曲式和和声的基本原理。为了凑日益昂贵的钢琴学费，聪明的他还开始自创教学法，开始教别的孩子弹琴，甚至还和小朋友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爵士乐队，乐队里缺小号、缺倍大提琴，伯恩斯坦都用钢琴来补足。
可惜不但父亲不喜欢他练琴，连伯恩斯坦家的邻居都烦死了伯家传出的琴声，他们找上了伯恩斯坦的母亲：“可不可以让你儿子别弹琴了？我们都没法睡觉了。”伯母为儿子辩护到：“总有一天，你们要花钱听他弹琴呢！”在哥哥的感召下，妹妹雪莉·伯恩斯坦也开始学习钢琴，但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没什么慧根，于是只能小心翼翼地跟母亲说自己不想学了——令人吃惊的是，伯母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如释重负地说：“谢天谢地，家里总算可以少点响动了。”
但是伯恩斯坦学琴过晚，在最好的年华，他并没有像那些有着浓厚家学渊源和人脉条件的青年才俊那样被早早地送到像列文涅、文格洛娃这样的名师那里接受指导，这使得他并无法在手指技术上达到那些超技名家的高度。而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音乐厅氛围，很大程度上都笼罩在成名已久的老大师和技术超拔的技巧狂人的阴影下，这使得伯恩斯坦的钢琴很大程度上只能被限定在“没那么难的协奏曲”和室内乐领域。而1935年进入哈佛大学之后，伯恩斯坦的兴趣也转向了音乐学和作曲上。
伯恩斯坦在指挥纽约爱乐乐团一举成名之前，已经有些小的作品，但他真正开始作曲，还是在1944年之后。他涉足各个领域：芭蕾舞剧、交响乐、百老汇音乐剧、电影配乐......但却一直在怀疑着自己的作曲地位。他一再对记者表示，自己想抓紧人生的分分秒秒，创作像《尼伯龙根指环》或是《魔笛》这样的作品；但现实是，他的确把大把的作曲时间花在了百老汇音乐剧上。1944年，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在小镇上》（On the Town）首演，首演完之后，作为听众的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特意到后台，激烈地对伯恩斯坦说：“如果你再写这样的作品的话，我是不会把波士顿交响乐团交给你来指挥的。”事后，伯恩斯坦不得不给库塞维茨基回信，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和辩解：“我对自己谱的曲子有信心......当然她达不到贝多芬和巴托克的水平，但仍有其独到之处。如果您认为我不应该演奏他们，我一定会非常愉快地尊重您的意见。”
而同时，美国唱片公司也希望可以尽量淡化伯恩斯坦身上的“百老汇作曲家”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唱片制作人就希望伯恩斯坦可以在公众场合少提自己谱写了《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以提升他作为一流古典音乐指挥家的形象——这让伯恩斯坦极为受挫；而另一边，伯恩斯坦在欧洲巡演时，哥伦比亚公司又言必称伯恩斯坦为《西区故事》的作曲家，因为这样才能让不熟悉伯恩斯坦的欧洲观众知道他是谁——这也让伯恩斯坦非常受挫。伯恩斯坦一直感叹：“我可能不是一个严肃作曲家。”他甚至虚荣地希望别人用德语发音来念他的名字“伯恩施泰英”，因为这更像是一个伟大作曲家应有的名字！
伯恩斯坦的指挥弟子莫塞里（John Mauceri）说，作曲是一项孤独的事业，而伯恩斯坦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确实，伯恩斯坦无法离开社交欢场，也无法离开镁光灯下的聚焦，他注定是希望活在媒体关注中的人，也注定是一个时刻要与音乐圈、政治圈觥筹交错的交际花，而这些恐怕都是作曲家的大忌。有时他只能在乐季间隙争分夺秒地谱曲，甚至不得不因此压缩了一定的乐团排练时间。
有人曾经开玩笑说，伯恩斯坦是如此的自恋，也是如此地离不开公众视野，所以让伯恩斯坦能够作曲的最好方式就是：租下卡内基大厅，然后请一堆莱尼的铁杆粉丝做观众，舞台上摆好钢琴和空白的五线谱；莱尼坐下来写一段旋律，然后弹出来，博得满堂喝彩，莱尼自得地起身致谢，接着再坐下来写下一段。
一次深夜排练之后，伯恩斯坦对歌唱家哈德利（Jerry Hadley）说：“我的上帝，莫扎特25岁的时候已经写了这些作品，马勒40岁的时候已经写了那些作品...”1959年，伯恩斯坦决定辞去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职务专心作曲，可讽刺的是，在他告别常任指挥之后，他的创作也并未比之前更高产：除了一部弥撒、一部两幕歌剧（《寂静之地》[A Quiet Place]）、《奇切斯特诗篇》（Chichester Psalms）以及修改了之前的一些作品外，“大忙人”伯恩斯坦并没有更多的让世人眼前一亮的新作品了。
伯恩斯坦还曾想涉足电影配乐领域。1949年，他的《在小镇上》被改编成电影《锦城春色》（On the Town），影片由《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的男主角吉恩·凯利（Gene Kelly）和美国流行音乐天皇巨星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出演，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可惜因为奥斯卡规定最佳配乐的奖项只能授予“为电影而独立创作的音乐”，所以虽然《锦城春色》拿走了当年的歌舞片最佳配乐奖，但领奖的却是另一位配乐家罗杰·伊登斯（Roger Edens）。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了1961年大卖的《西区故事》身上，这部影片获得了11项提名中的10项，可谓大获全胜，但是最佳配乐却授予了为电影编排了伯恩斯坦原音乐的其他三位作曲家。
伯恩斯坦唯一一次作为最佳配乐的提名，发生在1954年的《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这部电影由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主演，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在内的8项奥斯卡大奖，只可惜伯恩斯坦在最佳配乐的争夺上输给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飞行”电影。电影配乐终究只是服务于电影剧情和导演的工具，对于讲究艺术自主性的作曲家来说，着实不是实现自身理想的最佳途径。
1939年，年仅21岁的伯恩斯坦从哈佛毕业，但彼时的他，沉迷于钢琴和作曲。因为纽约市音乐家协会要求旗下的会员必须要在纽约住满6个月，纽约市的音乐机构才能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所以初来乍到的伯恩斯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伯恩斯坦只能在纽约四处寻觅机会。人缘甚好的他结识了一帮忘年交音乐家朋友，如大名鼎鼎的阿隆·科普兰（Aaron Copland）、指挥家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他们撺掇伯恩斯坦涉足指挥的行当（他本人也跃跃欲试），甚至为他跟茱莉亚音乐学院打招呼，但是茱莉亚音乐学院当年的招生已经结束。本来这帮音乐家们想让茱莉亚开后门，但正巧著名的指挥家、同时也是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的教授莱纳（Fritz Reiner）在纽约指挥，米特罗普洛斯灵机一动，让伯恩斯坦主动在音乐会后找莱纳接洽。就这样，这位初出茅庐、两个月前从未想过指挥的小伙子，就进了柯蒂斯音乐学院。
柯蒂斯的学习生涯略显枯燥，伯恩斯坦与后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这位音乐总监也是格格不入。上课第一天，愣头青伯恩斯坦很美国式的称呼老派欧洲人莱纳“嗨，弗里茨。”莱纳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什么事，伯恩斯坦先生？”吓得之后伯恩斯坦只感喊他“莱纳教授”。可是当日后伯恩斯坦成名之后，却更喜欢别人喊他“莱尼”（Lenny，伯恩斯坦名字的昵称），而非更庄重的“大师”（Maestro），这一习惯从纽约爱乐一直延续到了欧洲的那些顶级乐团。
1943年，彼时才学习了4年指挥艺术的伯恩斯坦，刚刚成为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罗津斯基（Artur Rodzinski）的助理指挥还不到4个月，却因为一次偶然事件一举暴得大名。11月14日本来应有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指挥的音乐会，瓦尔特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只能倒在病床上。乐团紧急给远在麻省的罗津斯基打电话，但他却因为大雪而无法准时赶回纽约。乐团的经理人非常焦虑地在电话里大喊“怎么办？”罗津斯基答道：“我们请助理指挥不就是为了应付这种事儿么？”
于是，伯恩斯坦临危受命。
伯恩斯坦简单拜访了瓦尔特询问了一些作品要点，就急急忙忙上台了。可以说，伯恩斯坦是被赶鸭子上架，刚刚进入乐团才4个月的他，没想过自己能这么快就上台（彼时，助理指挥要打磨8-10年才能迎来自己的首次正式登台），他甚至都没有一件像样的长尾燕尾服，于是只能穿上了自己当时仅有的“体面”衣服：一件双排扣的深灰色斜纹呢上衣，就这样上台了。
谁都没有想到，正是这场音乐会让伯恩斯坦一下进入了公众视野。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出了新闻“瓦尔特病倒，年轻助手登台献艺”，新闻就排在当日头条“日军运输机被击落”的下方。平日里刻薄的评论家们也给出了非常正面的评价。指挥库塞维茨基从收音机里收听了广播，音乐会刚进行到一半他就向伯恩斯坦发电报：“正在收听，无比美妙！”
伯恩斯坦的犹太老爸反对儿子学音乐，因为他觉得靠音乐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不止一次，伯恩斯坦在台上指挥学生乐团时，父亲都向台下坐着听音乐会的伯恩斯坦的好友抱怨：“嗯，确实，这音乐会不错，但这能赚钱么？”但是在台下看到儿子已经能在美国顶级乐团独挑大梁的伯父伯母，此时也激动万分。后来，当被记者追问当初为何不支持儿子学音乐时，伯恩斯坦父亲一脸委屈地抱怨：“我怎么会知道他会成为今天的莱纳德·伯恩斯坦？”
但让伯恩斯坦父亲更没想到的是，14年后，他那“总爱搞没用的劳什子音乐”的儿子，成为了这支世界顶级乐团的音乐总监。美国自建国以来，主要的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职位几乎完全被欧洲人所霸占，似乎只有说着一口意大利口音、德国口音和匈牙利口音的指挥，才有资格站在指挥台上——而伯恩斯坦无疑成为了所有美国人的骄傲。伯恩斯坦成为总监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就故意采用了与他1943年一举成名音乐会一模一样的曲目——这无疑是美国乐团史上，最光辉的一刻。
伯恩斯坦的指挥其实略有短板，比如，他并不像其他那些从歌剧院体系成长起来的欧洲指挥那样熟悉每样乐器的性能，但是纽约爱乐的乐手总是会尽力去完成他的音乐要求。而他的指挥动作更是受到了乐评人的嘲笑，《纽约时报》的当家乐评人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Schoenberg）经常批评他的指挥动作杂乱无章，尤其是身材矮小的伯恩斯坦还非常爱在指挥台上跳起来，而这也带来了各种啼笑皆非的乐坛掌故：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由于金厅舞台太小，伯恩斯坦在跳的时候掀翻了谱台；而在带领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出的时候，伯恩斯坦跳起来后甚至摔到了台下，台上的乐手一边演奏，一边担心摔下去的指挥大人，但这时只听见伯恩斯坦的声音从地面传来“（希伯来语）你们继续！”；而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要与伯恩斯坦录音时，提前到场的他震惊地看见指挥台上放了个垫子，他以为是伯恩斯坦排练时就睡在录音棚里，结果制作人默默吐槽：“不是的，因为莱尼指挥时特别爱跳，我们怕录音时候有噪音。”
1969年，一心想要成为马勒式的作曲家的伯恩斯坦，因为想要投身于作曲，不得不告别了纽约爱乐。但是指挥却丝毫未从他的生命中就此淡去，维也纳爱乐乐团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上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音乐界（连同着美国指挥）向来在欧洲颇受歧视，伯恩斯坦本来并未对来自欧洲的邀请太过在意，直到他看到了维也纳爱乐向他开出的高昂的指挥酬金，他才相信：维也纳人确实是认真的！在与维也纳爱乐第一次排练到“第三个小节”之后，伯恩斯坦说：“我们都明白，我们会长久地合作下去。”
伯恩斯坦曾说：“我（在过去的十几年）与纽约爱乐结了婚，很少去给当别的团的客座指挥。但我现在，在跟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一场婚外情。”欧洲人没有严格的工会限制，伯恩斯坦得以不受时间限制地排练（英美工会要求每排练20分钟必须休息一次），排练结束后，骄傲的维也纳乐手甚至开始鼓掌以感谢“莱尼”的帮助。伯恩斯坦在维也纳惊艳的表现，使得卡拉扬的妻子（Anita von Karajan）都默默对邻座说“这才是真正的指挥家啊。”
伯恩斯坦成为美国本土最知名的音乐家后，也少不了来自各界人士的关注。不过最先盯上他的，倒不是什么政要或是明星，而是FBI。伯恩斯坦20岁时便非常同情共产主义，对左翼的社会活动家抱有极大好感；可是美国进入1950年代之后，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一时间娱乐界和艺术界人人自危。飞扬跋扈的反共参议员麦卡锡以各种名目，逼迫好莱坞的电影人和美国东岸的艺术家作证，让他们供出具有亲共倾向的同行。一时间，美国文艺界一片乌烟瘴气。
而伯恩斯坦从麦卡锡主义一开始，便大力声援那些被关押和监禁起来的演艺界人士，他甚至和《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主演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一道去华盛顿抗议，这也导致了伯恩斯坦被FBI全面窃听。伯恩斯坦在1950年代最初的那些岁月里，甚至无法拿到自己的护照以出国指挥。愤懑的他不得不去美国国务院忍辱负重签下了保证书以维持自己在海外的事业。
麦卡锡主义退潮之后，伯恩斯坦开始作为美国国家的文化大使，开始配合着美国外交活动，全球巡演。1958年，伯恩斯坦率领纽约爱乐乐团去南美巡演，此次是配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南美访问的配套文化活动。但美国在南美的各种经济殖民政策，使得尼克松遭到了各界抗议；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当地民众对伯恩斯坦及其乐团的热烈欢迎。尼克松在与伯恩斯坦一起出席厄瓜多尔的记者招待会时，跟后者抱怨：“为什么人们迎接你的是鲜花，迎接我的却是石头？（有人向美国外交团的车辆扔石头）”
1959年7月，剑拔弩张的美苏关系虽然略有缓和，但是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尼克松在“厨房辩论”中唇枪舌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依旧寸步不让。3个月后，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爱乐出访莫斯科。音乐会在莫斯科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结束后，观众一遍遍要求加演，伯恩斯坦虽然祖籍是乌克兰，但自己却一句俄语不会说；他用刚学来的美式俄语向观众说“谢谢”！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苏联官方的节目册上并没有印刷伯恩斯坦精心准备的曲目讲解。气愤的伯恩斯坦于是决定亲自上阵，他在音乐会前通过翻译跟苏联听众讲解自己的作品，这不仅在当时苏联的音乐会中极为罕见，也招致了苏联官方的不满。但伯恩斯坦兴致来了，根本挡都挡不住：因为苏联当局一直仇视现代音乐，视之为不亲近民众的“颓废派”洪水猛兽，而对那些流亡/旅居国外的俄国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更是情感复杂。在伯恩斯坦到访之前30年间，苏联没演过几次《春之祭》——于是有趣的一幕出现了，伯恩斯坦作为一个父母来自乌克兰、但却几乎不会说俄文的美国指挥家，用纯正的新英格兰腔英语，向着一群专业的苏联听众，介绍一位俄罗斯当代最伟大作曲家的最著名的作品。毫无疑问，精彩火爆的《春之祭》又一次让苏联听众沸腾了。伯恩斯坦的做法，也为1962年斯特拉文斯基阔别故土48年后的重访，铺平了道路。
1961年，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任美国总统，伯恩斯坦作为嘉宾参加并在总统就职的系列仪式活动上指挥亨德尔的《弥赛亚》。在之后的两年中，伯恩斯坦与肯尼迪夫妇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尤其是肯尼迪夫人杰奎琳（Jacqueline）。1962年9月23日林肯中心落成后的首场演出，杰奎琳亲自出席，并去往后台看望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在亲吻完太太之后，又热情地亲吻了第一夫人......《纽约邮报》在场的记者就算见多识广，也被伯恩斯坦的豪放给吓坏了，不过第一夫人倒是表现镇定。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伯恩斯坦于22日通过电视直播指挥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以纪念这位跟他志同道合的民主党人。
1968年6月，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Robert Kennedy）也被暗杀。作为嫂子的杰奎琳坐在空军一号总统班机上跟伯恩斯坦一起商量葬礼哀悼的曲目安排。葬礼演出当天，伯恩斯坦甚至收到了来自疑似右翼极端人士发出的死亡威胁，纽约警方不得不出动警力来保护伯恩斯坦，以避免他不被极端人士所杀害，安保措施严格到甚至所有乐团小提琴家的琴盒都要被打开来进行安检。1972年10月，伯恩斯坦在哈佛准备开始《未作回答的问题》系列讲座，并现场录像。但是在开拍前，伯恩斯坦因为对黑人民权运动中极端组织表示了自己的同情和声援，他人生第二次收到了死亡威胁。哈佛校方不得不紧急疏散了可以容纳1500人的广场剧院，伯恩斯坦不得不又一次为他的政治观点“付出代价”。
而作为犹太人的伯恩斯坦开始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这招致了很多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以色列人士的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维也纳爱乐乐团曾经效忠于纳粹德国。虽然伯恩斯坦反复跟乐团表示，自己不希望和有纳粹倾向的乐手合作，但最终音乐还是战胜了民族情绪，伯恩斯坦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与维也纳爱乐的演出，并有礼有节地与个别极为疑似同情纳粹的奥地利乐手。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伯恩斯坦在一片敲打柏林墙墙砖的叮当声中来到柏林，他也敲下了一块砖，准备带回家留作纪念。圣诞节当天，伯恩斯坦指挥了非常具有国际化的乐团——乐团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为主，还有来自柏林爱乐、慕尼黑爱乐的乐手，以及来自美国、英国、东德和西德的四位歌唱家，一起表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合唱”》。在四乐章里，伯恩斯坦将所有的“欢乐”改为了“自由”，席勒的《欢乐颂》也就此变成了《自由颂》。这一做法取得了轰动性的新闻效应，柏林墙的倒塌、贝多芬和伯恩斯坦的“自由颂”，成为了1980年代末献给自由世界的一份大礼。
如果说指挥家大多数都是奥林匹亚山上高不可攀的诸神，那么伯恩斯坦一定是坠落凡间的谪仙人。他不仅不高高在上，相反，就跟他愿意尝试各种爵士乐、音乐剧一样，他对“世俗”的音乐推广充满兴趣。
早在1914年，纽约爱乐就有青年人音乐会（Young People's Concerts）的企划，把音乐演奏和讲解溶于一体，旨在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古典音乐，只不过这个项目一直在不疼不痒的进行中。1958年，伯恩斯坦准备入主纽约爱乐乐团，他觉得这一企划大有可为之处，他借着1950-70年代电视开始在全美普及的契机，将青年人音乐会做成了一档电视节目。
伯恩斯坦放弃了以往指挥只做个导赏，然后乐团再演演曲目的单调节目形式。他大胆创新，将每期节目设立主题，从“音乐到底意味什么？”，到“什么是美国音乐？”，从“音乐中的幽默”，再到“李斯特与魔鬼”——每一期的主题都异常吸引人，青年人音乐会再也不是干巴巴地作品分析和作曲家介绍；伯恩斯坦生动的讲解、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古典音乐的高墙逐渐消弭在润物细无声的普及之中。
在15年间，伯恩斯坦和纽约爱乐总共表演、录制了53期的青年人音乐会，甚至在1969年伯恩斯坦离职之后，他仍旧坚持与乐团合作这个企划直到1972年。而在他之后，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布列兹（Pierre Boulez）、梅塔（Zubin Mehta）接过了伯恩斯坦的衣钵，继续了这项惠及无数古典乐入门者的项目。
1972-73年，伯恩斯坦接受邀请回到母校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讲座（Charles Eliot Norton Lectures）的诗学讲席教授，这一讲座创设于1925年，每年邀请一位一流的艺术创作者和学者，用六堂讲座来讨论“最广义上的诗学”。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小说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作曲家斯塔拉文斯基、科普兰、欣德米特，都是讲座的座上宾。 伯恩斯坦非常看重这次回母校之行。他精心准备了讲稿，因为他觉得有机会在世界学术的最高学府之一开堂授课，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所以他想把他想讲的东西全部讲出来；因为电视制作太贵，远不在诺顿讲座的预算之中，所以伯恩斯坦自费雇佣团队，把6次讲座的全部内容，都录制了下来。为了准备充分，他甚至取消了自己在柯文特花园《波西米亚人》和在维也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多场演出。
伯恩斯坦在哈佛的讲座异常成功，而更圆满的是他的大女儿杰米（Jamie）此时也在哈佛念书，父女俩得以少有的长时间团聚。虽然讲座第一堂课遭遇了炸弹威胁，这使得伯恩斯坦略有不快，但是演讲本身还是非常引人入胜，也成为了当年学校的标志性事件。伯恩斯坦甚至被哈佛校报《深红》（Crimson）评为了当年的年度哈佛人物。而讲座本身后来也被出版成了书（还附带了3张10寸黑胶，作为音乐辅助示范）、电视节目和光盘，这也成为了伯恩斯坦最为畅销的“学术著作”。而伯恩斯坦本人坐在钢琴前边弹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边幽默地讲解乐曲的情感的画面，也成为了无数乐迷和入门者心中无比经典的画面。
伯恩斯坦到底是谁？一名钢琴家？一名作曲家？一名指挥家？一名活动家？一名教育家？
伯恩斯坦护照的职业一栏，一直写着“音乐家”，在海关过关盘问时，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音乐家身份。他曾很高兴地跟别人说，“我很荣幸，我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与贝多芬相同（都是L. B.），他是钢琴家，我也是钢琴家；他是作曲家，我也是作曲家...”但同时，他又时刻对自己的种种身份表达了深深的怀疑：
所有人都说我是伟大的指挥家——不，我认为我是作曲家；当有人把我当成伟大的作曲家——不，我认为我是钢琴家；当有人觉得我是伟大的钢琴家——不，我觉得我是老师。
伯恩斯坦，想要弹钢琴，却选择了指挥；但又想要牺牲他的指挥事业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放不下自己的公众形象，想要人前显贵，成为明星；但又希望可以回到母校，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伯恩斯坦的一生，自恋、放纵、潇洒、仗义......虽然没有一个角色是他“忠贞不渝”地想要扮演好的，每一个角色都与他其他的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外在的冲突。
英国著名男演员理查德·波顿（Richard Burton）曾经这样评价伯恩斯坦：“（他）是一个令人迷惑的人物，既是个天才，又是个糊涂虫；既是个汉子，又女里女气；既是个大男孩，又像个小姑娘；没有人的生活会像莱尼的生活。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他的极端自我无时无刻不与他对自身的厌恶进行着斗争——这是超人的悲剧。除非生活能够再来一遍，否则真是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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