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常有印刷或抄写有误的现象,所以我们今天阅读古诗常常出现好几个版本,例如李白的静夜思就有明代版本、宋代版本的区别: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代版本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宋代版本
因此后人们在评价前人作品时,也常常报以怀疑的态度来审视。杨慎评价杜牧的《江南春》就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不过,他的评价却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什么呢?
杜牧(公元803-公元约852年)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他是中晚唐时期的诗人,经历了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四个时期。
杜牧26岁进士及第,仕宦生涯比起刘禹锡柳宗元这些前辈来说还算顺利,但是也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甘露寺之变时,他在扬州任职,躲过了这场风波。但是和李商隐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牛李党争之中。在唐武宗灭佛时期,他正在江南任职,支持并参与了唐武宗的灭佛行动。
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写的是江南的春色,并且通过描写烟雨中的南朝寺庙,使得此诗具有一定的历史感,是否与兴亡的寓意,就见仁见智了,正所谓:作者未必有,读者未必没有。
杨慎在这段文字中评论了杜牧的两首诗,他认为《江南春》原本是“十里莺啼绿映红”,后来误作“千里”。并且问道:千里莺啼谁能看见、千里红绿谁能看见呢?如果是十里地话,那么这些景色都在眼底了。
诗人说道,千里江南一片春光,黄莺啼处红绿相映,山水之间处处村郭飘扬着酒旗。从南朝开始修建了众多的寺庙,远远望去,这些楼台亭阁静静地矗立在烟雨之中。
如果确实是眼中所见的寺庙,那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到唐武宗灭佛的时期。假如在灭佛时或者灭佛以后,那么“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虚写,是对于兴亡荣枯的一种感慨。
但是杨慎对于杜牧的这首诗提出了一点疑问,跟南朝的寺庙没有关系。
读过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的朋友对杨慎这个人应该印象非常深刻,杨慎是当时的学霸,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及第。其父亲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
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大礼议"挨了一顿大板子,贬出京城,终老于云南永昌卫。嘉靖年间的礼仪之争,在《明朝那些事》中写得一场精彩。这帮不怕死的文人一根筋要和皇帝对着干,杨慎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平时,我们很少接触到这个人的资料,不过他的一首词却几乎家喻户晓,就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来自于杨慎《廿一史弹词》的《说秦汉》,清初时,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将其移置于《三国演义》卷首。
杨慎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据说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升庵诗话》又名《乐府诗话》,时期重要的诗论作品。 在这本书中,杨慎提到了杜牧的《江南春》:
唐诗绝句,今本多误字,试举一二,如杜牧之《江南春》云“十里莺啼绿映红”,今本误作“千里”,若依俗本,“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
又《寄扬州韩绰判官》云“秋尽江南草未凋”,俗本作“草木凋”。秋尽而草木凋,自是常事,不必说也,况江南地暖,草本不凋乎。此诗杜牧在淮南而寄扬州人者,盖厌淮南之摇落,而羡江南之繁华,若作草木凋,则与“青山明月”、“玉人吹箫”不是一套事矣。余戏谓此二诗绝妙,“十里莺啼”,俗人添一撇坏了,“草未凋”,俗人减一画坏了,甚矣,士俗不可医也。《升庵诗话·卷八·唐诗绝句误字》
杨慎在这段文字中评论了杜牧的两首诗,他认为《江南春》原本是“十里莺啼绿映红”,后来误作“千里”。并且问道:千里莺啼谁能看见、千里红绿谁能看见呢?如果是十里的话,那么这些景色都在眼底了。
杨慎还说到《寄扬州韩绰判官》应该是“草未凋”而不是“草木凋”,十里莺啼的”十“被俗人加了一撇成了”千“里莺啼,“草未凋”的”未“被减了一横成了“草木凋”。
“草未凋”还是“草木凋”我们不是理会,但是“千里莺啼”和“十里莺啼”的说法却被不少后人批评。
杨慎言之凿凿,认为千里莺啼是十里莺啼之误,是后人抄写抄花了眼搞错了。但是有不少人不这样认为:
明胡震亨《唐音戊签》: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胡震亨(1569-1645 )比杨慎(1488-1559日)晚生了近100年,他认为”诗在意象耳“,所以千里远比十里好。
清朝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也对杨慎进行了批评:
“千里莺啼绿映红”云云,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
何文焕说的更加详细了,诗人不仅仅写的是眼前的景物,而是指整个的江南春色,因此杜牧用”千里莺啼“是有道理的。而且作者起的题目是《江南春》,题目与内容非常吻合,因此说杜牧善于”立题“。
近代学者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中评价:
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楚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
千里是概括的意思,杨慎一定要用”听得着、看得见“来要求诗人作诗,太可笑了。另外,古人作诗本没有题目,多是先写好诗在起题目,何文焕夸赞杜牧”善立题“也是误解。
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中有一章《忌执着》,专门拿杨慎评价杜牧作为例子。周先生赞同何文焕、刘永济关于"千里莺啼"与”十里莺啼“的分析。
周先生认为杨慎过于”执着“,如果用今天的网络评论区中常见的一个词就是”抬杠“。周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诗经中的《河广》云: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说黄河宽,一根芦苇我就能度过去,谁说宋国远,我翘起脚就能望到。这和千里莺啼类似,千里望不见,一苇当然也渡不过。
周振甫提到,杜牧的另一首诗《赤壁》也曾经被许顗《许彦周诗话》批评: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周先生说,这些诗家语和实际的地理、历史不同。何文焕也解释道,诗人之辞”微而婉,不可论言直遂也”。
上文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诗家语的问题,作诗不是测绘画地图、也不是作考据作史论。如果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也要较真的话,李白岂不是成了谎话大王了吗?
诗家语不可当作论文来看,论文是消极修辞讲究准确,作诗多是积极修辞注重情感。当然作诗也一定要遵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不要搞出关公战秦琼的错误。
@老街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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