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科举之途壅塞,从秀才到举人、贡士、进士,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一个相当漫长艰辛的过程。特别是在江南,由于读书人太多,而名额又相对太少，学子能顺利通过科举之路，获得官场地位的少之又少。大量被淘汰下来的士人，没有制度化的安排,为了谋生,不得不靠才艺来博取生活资源。这样,一个特殊的山人群体，在成化年间出现,到嘉靖、万历年间达到最盛。
山人的本意多指隐士，这些人主要以诗文书画为谋生手段，广泛结交，干谒权贵，激扬声名。吴中王樨登是较为典型的山人代表人物，于晚明文坛声名籍籍。《明史·文苑传》说他:“吴中自文徵明后,风雅无定属。穉登尝及徵明门,遥接其风,主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然声华煊赫,樨登为最。”大文豪钱谦益也为和他不能相识而遗憾。评价为:“吴门自文待诏殁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百谷(即王樨登)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年。”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又谈到王樨登的书法成就:“名满吴会间，妙于书及篆、隶。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踵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
申时行里居吴中时,也对王樨登特相推重。申、王被时人尊为吴中二老，可见时誉之隆。
王樨登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秦淮八艳之一马湘兰之间的感情故事。秦淮河畔，历来歌楼画舫，佳人如云。马湘兰虽有婀娜体态，却是姿色平常。但她能诗善曲,尤擅画兰,文人名士,达官贵人争相求画，当年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曾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词。她凭着清新脱俗的气质和才华,在众多的交际之花中脱颖而出，位占秦淮八艳之一。马有了积蓄，便自筑幽兰馆,在里面遍植兰花,幽香四溢,令人忘俗。
江南才子王樨登途经金陵时,偶过幽兰馆,两人言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往来频繁。在两人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中，不只是男女之情,还有文字知己,诗画情缘。他们分居两地,没有谈婚论嫁，但马湘兰对王樨登一往情深。在王樨登七十大寿之际,马湘兰不顾病体,集资买舟、带着歌妓数十,从秦淮来到姑苏替他祝寿。此时的马湘兰也已五十七岁,可以想见，他们聚日无多的未来。在寿宴期间,马湘兰通宵达旦,载歌载舞,在苏州盘桓两月余。回到秦淮后，劳累过度的马湘兰一病不起。她似早有预感,细心地在病榻周围摆满兰花,沐浴更衣,持佛家礼节端坐安然而逝。
为王樨登祝寿已然成了马湘兰生命中最后的天 鹅之舞。
王樨登听闻马湘兰去世以后，老泪纵横，题写了“多情未了身先死,化作芙蓉也并头”的诗句,并撰《马姬传》杂剧,倾吐他对马湘兰的眷念。对于两人的交往,不能仅看作风流韵事，他们对诗 词书画、晚明的戏曲传播也有值得书写的篇章。
王樨登(1535-1613)，长洲(今苏州市)人,字百谷或伯谷，因读书玉遮山中(现名玉屏山),曾号玉遮山人，他有一个书房叫尊生斋。自小聪颖过人，四岁能对，五岁能诗，凭着过人的才气，花团锦族的时文，让乡
里的老儒们瞠目结舌。总角之年，王樨登已经考上秀才，地方缙绅纷纷折节下交，21 岁时，被 86 岁的文徵明收为关门弟子。
嘉靖四十三年(1564),王樨登北游太学,为“青词四相”之一的袁炜所赏识。袁炜才思敏捷，自视甚高，对同僚盛气凌人,但对青年王樨登却极为赏识,待为座上客,把他荐为史官,入翰林院使馆担任校书,以诸生身份参与校对《永乐大典》重录本。王樨登一时意气风发。
入京半年,原本想通过京试获得功名的王樨登,在考试的前一天突然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悲恸之极,即刻放弃考试,启程回家奔丧。这次离开,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次考试的机会,王樨登也同时失去了奥援。次年,袁炜失势且身患重病，向朝廷请求辞职回乡,死于道途。
树倒猢狲散。因袁炜生前太过专横跋扈，得罪的人多,加之人情凉薄,死后的他门庭冷落,宾朋散尽,没有子嗣的袁夫人孤苦伶仃，后事无人料理。王樨登不顾自己还在守孝期间,不远千里,冒雨渡江，经过多日的舟车劳顿,赴宁波吊唁恩公,同时帮助袁夫人办理丧事。
袁炜生前与首辅徐阶结有恩怨,在袁炜后事方面,徐阶设下诸多障碍，王樨登不畏权贵，既为袁炜治理丧事,还帮他争取恤典,此后每年他都赴宁波探望袁夫人，并帮她安排往后余生。
隆庆元年(1567),王樨登再上京师北游,朋友告诫他不要再提做过袁炜的门人,以免得罪当道,他不仅不加掩饰,还将两年来写下纪念这段经历的诗文刊刻成书,以示不忘旧恩。
李维桢在《王百谷先生墓志铭》里说到王樨登周人缓急的事情也举了很多实例。如友人黄清甫贫病而死，王樨登出资为他成殓，逢年过节，家中祭祀，更不忘友人;孝廉吴幼安牵连人某文祸,判死刑,逃亡外出,王登助其藏匿被牵累，最后得人周旋,方才免于追究。
王世贞虽曾评价王釋登“以文章名,出世贞上”,但二人关系并不融洽。王世贞死后,仲子士墉因事情牵连人狱，王樨登竭力营救;世贞外甥曹某临终将外孙女也托付给王樨登,他不嫌弃孤儿无靠,娶为孙媳。
或许是年少时太过顺利,王樨登日后的科举之路遭受了接二连三的失败。隆庆元年，他再应顺天试不第,当时边情紧急,他希望能出征成为边塞官员的幕僚,无奈怀才不遇,无人赏识,于是弃绝举业,高卧不出,自此走上了创作与治学的道路,成为晚明吴中文坛声名赫赫的人物。
王樨登一生著述丰硕，且牵涉范围及广。精通书法、绘画、收藏、棋艺的他，一生撰著诗文约三十多部，编纂点评多部,还有其他典籍的序文、题跋等。他的作 品流传范围之广,受欢迎程度之高,令人咋舌。上至宫 廷,下至百姓,远近驰名。有 一次他自宜兴游玩回归,还 没有到家门口,即有很多书商已等候在家门外求索书稿。比如他不足万字、在吴 淞地区广泛流传的《虎苑》一书,收录的都是人与虎的 故事传说,通篇缠绕着神秘主义色彩，非常夺人眼球， 是当时朋友相聚、士人交游的时髦话题;他的另一部畅销著作《谋野集》是备受青睐的尺牍小品,大多是他与权贵官僚交往而作,文辞绮丽、典雅,文风承六朝余绪。姿态温和柔婉且不失轻灵、戏谑,为当时书信往来的套话蓝本,受到人们的推崇。
有如此成就的王樨登，时至今日,却很少被人念及。来自云南腾冲的李根源却忘不了王樨登,他在吴郡访古,特意在光福石壁禅寺，用王樨登的尊生斋，命名了寺里的一口明代古井:尊生泉。杂草漫过枯瘦的井圈，泉水幽冷,石刻醒目,没来由地透着一种孤寂。终究是没有人会在此停留、深究。
王樨登名之不彰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明代山人追求个性解放与自我独立的精神,与清朝倡导和固守的儒派传统相抵触,故山人的著作在清代或被列为禁书或被销毁;干谒权贵,故作雅态的自我放纵,又被民国文人所不喜;此外,他追求享乐,生活奢靡。他除了和前文提到的马湘兰过从甚密,还与苏州籍妓女薛素素等引为知己，平素娈童季女不离左右,因此还染上了恶疾。明代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说他还为官员拉皮条:“今上辛巳壬午间(明神宗万历九年、十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谷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牣。”
在晚明社会山人造假作伪的风气里,王登声名在外,也臭名昭著。57 岁那 年,王樨登病魔缠身,他置生圹于白马涧,并自撰墓志 铭，对自己的一生有所认识:有若余之不肖,尚不能 为寒蝉之洁,下不屑为壤虫之污,盖行己在清、浊之间。晚年他皈依佛门，身披 袈裟,苦修头陀行,去各大道 场讲经说佛。还出了一部一 百三十八篇的《法因集》,均 为替寺院撰写的化缘文字。
在明代的科举道路上， 像他这样没有取得功名,而 有如此成就的人实在不多。即便不能名垂青史,但他浩 瀚的作品,不盲从、不趋从 到 的个性风貌,都值得我们放 缓脚步,多看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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