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1768年5月3日，在陆慕的街头，捕役们抓获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老乞丐，跟时下"通过割人家辫子，以摄取人的魂魄"有关的一系列案件有关。
老乞丐58岁，名叫丘永年，苏州本地人。早先是一名伙夫，年纪渐长被东家辞退以后，以乞丐为生。
他在常熟乞讨时，又结识了另外两个乞丐，一个叫张玉成，一个叫陈汉如。三人的目标一致，都是要前往苏州城，因此结伴同行。
讨至陆慕时，丘永年在路边休息，另两个乞丐沿街乞讨。两个捕役觉得丘形迹可疑，当即在丘的身上搜出了一把刀和一些纸符。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小男孩说，他早上在回家的路上，辫子被人扯了一下，等他回头时，那人却跑了，幸好辫子没有被他剪去。
几番审讯，在夹棍的伺候下，张玉成已病入膏肓。丘永年则交代，纸符是讨饭时贴在人家大门口图个吉利，以求得施舍的工具。至于那把被当作摄魂魄的刀子，他早年做过伙夫，也并不想一直做乞丐，刀子是他制作兰花豆的用具。
再问那个男孩，他说他在前面走，并没有看见他的容貌。
至此，案件告一段落。知县大人只好释放了这几个犯人。
但是，这样的案子在全国多地上演，以至于惊动了乾隆皇帝。
案子的起因是在那一年早些时候的春季，浙江萧山的割辫事件。
1768年4月9日，焦虑不安的村民揪住两个和尚拥到驿馆，说这两个和尚打着化缘的幌子，到处打听小孩的名字，然后割下这些小孩的辫子来施展法术，摄取魂魄，操控别人生死。其实，萧山周围各县，都流传着“叫魂”的谣传，村民的恐惧心理正与日俱增，叫嚣着要烧死这些和尚。
驿官看事情重大，便上告县府，押解他们的是蔡捕役。
在大堂上，知县向和尚出示了从他们行李袋里搜出了四把剪刀，两段辫子，一捆扎辫子的绳子。
领头的和尚叫巨成，他承认有三把剪刀是他死去的儿子当皮匠用的，头发委实不知。他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县令满意。于是用了夹棍。这种夹棍是一种慢慢让踝骨粉碎的一种刑具。巨成痛熬不过，屈打成招。他们一行有四个和尚，均在各种酷刑下招供。
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也因此，四个人的招供不能令人满意。
身受重伤的他们又被带到了更高一级的绍兴知府衙门审理。巨成腿骨已断，代之的是木条掌嘴十次。另一个和尚仍然被夹棍伺候。至此，四人的供词空前混乱，迫不得已，犯人们再送上一级部门。
事情到这里得到了转机，当时的杭州衙门的按察使是曾日理。经过他缜密的推断和审核，终于搞清了几个被冤枉的可怜的和尚。（案情太过复杂，我就不细细展开了）。巨成和尚打听小孩子的姓名纯粹是向小孩子示好，好得些斋饭。至于作案工具的辫子，则为蔡捕役向和尚们敲诈勒所钱财偷偷放的。那时候的和尚即使有心想给，兜里也没有钱给。
曾日理的英明，让可怜的和尚得到了昭雪，可恶的蔡捕役得到制裁。然而，公众恐惧的浪潮却来势汹汹。就在此案的审理当天，仍然是在萧山地区，人们打死了一个走街串巷的铁匠，是因为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两张叫魂符咒。经过官老爷辨认，这是向土地爷赎罪的符文。
这样的案子愈来愈多，渐渐向江苏、山东等地发展，就有了前文的陆慕的丘永年案。
乾隆对此十分重视，通过军机大臣，发布了一道上谕，大意是此等匪徒，逞其邪术，迷诱善良，要严惩查办。
有意思的是，在乾隆给浙江、江苏等七位巡抚的上谕中提到，此案查拿匪犯，实属治标的末务，有人居心叵测，要查出钱买辫之人，是何居心。而被割辫之人，往往又将辫根全部剃去，其说不知传自何人，纷纷效尤。
乾隆担心是有包藏祸心的人，传授匪徒四散割辫，又散布谣言，恐吓百姓，以针对清朝留辫子的制度。
本案的核心任务被确定下来，除了在各地捉拿割辫之人，还有捉拿幕后主使。各地乌龙案件太多，小文就不一一列举。
经过几个月的忙碌，耗费大量的精力物力，各地官员都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案件，最后被证实都是一场闹剧。
乾隆不得不发布诏书，宣布此案到此结束。同时对大小官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责罚，包括那些个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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