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ophe Honoré作品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
继《巴黎小情歌》及《美丽的人》之后，Christophe Honoré十六年导演生涯的第十一部作品《喜欢，轻吻，快跑》已经面世，这在法国影坛实属高产。这部电影讲述了一段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禁忌热恋：Pierre Deladonchamps饰演的作家，遇到了一个着迷于电影和文学的雷恩小伙(由Vincent Lacoste饰演)，然而艾滋病却如达摩克里斯之剑骤然降临，也为他们炽烈的亲密关系注入了历史的维度。我们有幸与这位正处于艺术巅峰的导演进行了对话。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预告片段
Numéro：《喜欢，轻吻，快跑》(Plaire,aimer et courir vite)与你先前的电影或多或少都有类似之处，那这部电影的想法从何而来?
Christophe Honoré：在《变形记》和《苏菲的不幸》之后，我想回到我在《巴黎小情歌》或《巴黎内部》那样的原创作品和角色。但是《巴黎内部》描述的是家庭环境，这部电影则脱离了家庭的主题，为的是能够描绘出被选择的、带有爱的，或停留在鱼水之欢的友谊。我必须承认，作为电影人，我比我自己想象中更加多愁善感。
电影《巴黎小情歌》
电影《巴黎内部》
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1990年代，你和主人公一样当时正处于后青春期，观众仿佛从中可以窥探到你的亲身经历。
从我选定着墨这一时期开始，就意味着这是一场个人运动。在电影中，1993年，一名来自雷恩的学生希望去往巴黎。而我自己，在1990年代时期就是那个想去巴黎的雷恩学生。通过Vincent Lacoste扮演的角色，我审视了一段非常私人的和自我的记忆，并将其与另一位由Pierre Deladonchamps扮演的巴黎作家的角色进行了对比。当我二十岁的时候，作家的生活可能是我理想的生活。但是，艾滋病的悲剧发生了。我心中的“万神殿”供养的那些作家、电影人们，一个个离去，Hervé Guibert，Bernard-Marie Koltès，Jacques Demy，Cyril Collard以及编舞家Dominique Bagouet，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了。
所以当你来到巴黎的时候，这里在你眼中更像是一座坟墓?
这是我对巴黎的初印象，我这代的许多艺术家都有同感。当我逃离了那个难以实现理想的环境，那些当初教会我热爱电影、文学，甚至一度令我信仰电影与文学的人们一一离世，我永远都没有机会报答他们。直到今天，这都是我心里巨大的遗憾。我的第一部小说和第一部电影最希望取悦的，不是观众，而是他们。也感谢他们反过来帮助我不断挑战着他们打造的电影世界，我们在努力与偶像并肩的过程中，也在超越着偶像。二十五年过去了，这部电影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安慰，也是在表达这种遗憾。我无法想象在《3张26日的票》之后再也看不到Jacques Demy的电影，我也无法想象Collard、Lagarce、Koltès或是Guibert那些未完成之作，我还无法想象Serge Daney还没有看过我的作品，即便他很有可能对我的电影给出冷酷苛刻的评论。我可以看到这些人是如何存在的。Jean-Luc Lagarce的戏剧即便是当他还在世时也很少被搬上舞台，而且他的写作生涯困难重重。就目前而言我们有必要表达出此时我们需要这些先驱，并需要他们指引前路。这或许不是巧合。到了我这个年纪，舆论也已经开始寄期望于我的后辈了。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
艾滋病的盛行打击了1990年代，尤其是同性恋群体。你是如何在片中表现这一点的?
这部电影的故事受到了Lagarce和Guibert的故事的启发：艾滋病患者会在其他晚期患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当Guibert在谈到福柯的去世时说道：“我立刻看到了我自己的死亡。”当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他人的死亡就像一个预兆。在电影中，Denis Podalydès扮演的Mathieu，对一位比他年轻的朋友先于他离世而感到愤愤不平。影片的故事就发生在“三药治疗”出现之前。对于那些幸存者而言，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离奇的。他们做好了死去的准备，最终却能幸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促使我以激进的姿态来面对生活。那时候我20岁，我不知道是时代所致还是年龄使然，当时的生活似乎永远处于高速变化、高度紧张的忙乱状态，而我自己总是那么不耐烦。雷恩在我看来太闭塞了，可巴黎又很黑暗。这部电影试图去表现两座城市两种生活节奏的对比，Arthur(Vincent Lacoste饰演)不断地融入巴黎的快节奏，而Jacques(Pierre Deladonchamps饰演)却只想放慢脚步。
在充满力量的《每分钟120击》上映一年后，你选择用比较浪漫的角度讨论这个话题。
这部电影绝不是去为了纪念某个组织，也不是要影射某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电影的情节发生在五月到九月。一切都很快，但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节。主要在述说一个爱情故事，但我没有把这两个注定要相爱的人安排在同样的场景里......反而试图用距离去构建他们的爱......通过主人公与其他人的对话来铺垫他们的爱情。从形式上看，我觉得这种做法比较有趣，在我看来，也更符合一种传承的概念。对我来说，《喜欢，轻吻，快跑》的主题应该是一个人将时代的接力棒交给了另一个人，他们之间传递的是先辈们留下的重要思想，尤其体现在文学层面上。在影片的尾声，我们可以看到Arthur这一角色找到了自信，展开了他的独白。说到底，我觉得《喜欢，轻吻，快跑》其实刻画的是一个男人在两个不同人生阶段的状态。只有跨越了一个阶段之后，才会明白自己终将被下一代所取代。可能这也是电影的悲剧色彩和戏剧张力所在吧。由Pierre Deladonchamps扮演的更为年长的角色其实已经意识到，他们俩的关系在爱情之上，更是一种传承。历史的舞台终将移交给下一代。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拍摄花絮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拍摄花絮
这部电影中探讨的这一代人，在迎来性解放的同时，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我很愿意去拍一个发生在更早时候的故事，但我似乎绕不开我所亲历的1985年后的性解放时期，也是在那个阶段，大面积的艾滋病毒席卷了这一代幸运儿。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规定使用避孕套，还出台了保护禁令。我都乖乖照做......从来不敢声张自己的性行为。我的运气还算不错。虽然只隔五年，但对一名同性恋者而言，在1980年出柜的境况要比在1985年出柜复杂得多。很显然，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性向本身。当人们面对爱情时，当人们产生和陌生人发生亲密关系的欲望时，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信任。从心理层面来说，创伤已经产生。我这一代的同性恋者，一方面受制于教条式的防范指令，一方面得不到自己年轻恋人的理解，他们所崇尚的，仍是毫无约束的性。但我们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性是有风险的。《被爱的人》这部作品里其实曾经涉及过这个话题。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这一代，他们面临的风险是性，是生育。而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眼前的风险是疾病，是死亡。
电影《被爱的人》
这种风险造成了哪些改变?
它给了人生另一种可能。艾滋病的侵袭深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是思想。我们不会忘记多少人为此付出生命，但我们有时会不小心忽视了它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包括促使人们开始规训自己的性行为。疫情之后，婚姻成了所有人的第一选择，人们不再滥交，有意识地做一个忠诚的伴侣，期待一段只属于彼此的关系，这些都并非偶然。艾滋病是其中不可绕过的一个历史原因。
少数派的问题已经日渐占据当今政治诉求里的核心位置。你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是不是也站在一个同性恋少数派立场?
很显然，性取向是最容易定义一个族群或一个人的标签。1990年代，一个20岁的青年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面对的生存困境是截然不同的。到了2018年，情况仍未改变。有一种心态我非常不认同，很多人以同性恋身份为借口，开始毫无个性地进行同性恋群体抱团行为。我一直认为，强调自己的少数派身份是特别无聊的。虽然这部电影中有80%的角色是男同性恋者，但我的初衷不是为这个族群发声。我感兴趣的是主观情感的走向，而不是故事的客观性。我只想讲述这个故事里两个人物间的亲密关系。如果有人觉得这部影片指向了什么，那也完全不是我刻意为之。我讨厌在电影里面影射具体的人。我们不应该关心我们代表谁，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背后的原因，当然这不等于提出诉求。这部电影里穿插了大量的书、电影和重要光碟，对应的是我20岁那个阶段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结构。一直以来，那些我所热爱的事物激励着我的电影工作。但不会阻挡我迈向更广阔的边界。我的房间也没有挂着Téchiné的电影海报。我觉得比起同性恋群体，我还属于很多其他群体。但我也警惕自己不要隐藏这个身份。
1990年代，你在《电影手册》上留下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文中批判了当时法国影坛作者电影的风潮，有句话是这么写的：“法国电影照这样发展下去，真要叫人伤透脑筋。”如今你已经成为一名备受认可的导演，再看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写出这么放肆的话，现在看来无论如何都挺傻的。我是一名电影爱好者，对我来说，电影提供了讨论的场域，各抒己见是个很有趣的过程。总有那些让我反感的法国电影，也有许多质量上乘、令我深受启发的法国电影。我自己拍了十几部片子，很高兴能在今年参加戛纳电影节。有机会代表法国电影，这算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但我没有刻意示好，我对法国电影圈从来都不感兴趣。当然，可以说因为我的工作非常多元，不仅出版小说，也兼任歌剧、戏剧的导演工作，但即便我自认是一名电影人，我也试图撇开这个标签。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拍摄花絮
电影《喜欢，轻吻，快跑》拍摄花絮
这是不是帮你扫除了创作电影的焦虑?
是的。我很难接受电影漫长的周期。有一段时间，在制片人Paulo Branco的带领下，我们一年拍一部电影，节奏很快，为了在特定条件下进行拍摄，会跳过传统的制作流程。有时候甚至没拿到钱就开拍了。我永远感激Paulo Branco在《母亲爱情的限度》、《巴黎内部》和《巴黎小情歌》这几个项目里对我的帮助。但现在，我进入了一个比较传统的制作体系，我发觉两到三年的时间也很难做出一部以上的电影。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改进，这挺烦人的。我只好一边继续探索戏剧、电影和写作，一边不断思考，找寻别的出口。我不认为这些事情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相反地，它们调节了我的创作节奏。否则我可以很轻易地告诉自己，我不用再拍电影了。如果我需要干等两年才能重新做一个电影项目，我想我就不会拍了。但我一般不会这么做，虽然我也从事其他行业，但心里还是挂念着电影。我一直期待着回到影棚，并与Vincent Lacoste和Pierre Deladonchamps这样的新演员多多合作。这个念头循环往复，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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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 Olivier Joyard
翻译| Adele、Riri
编辑| 朱东日Riri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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