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洲,字济时,明时人,著《针灸大成》十卷,这是一部集《内经》、《难经》及明以前各家针灸学术之精华,是继《针灸甲乙经》之后又一次总结,为后世所推崇。兹就其对刺法的论述举要述之。
杨氏将《针经指南》中的十四法结合个人体会,整理归纳为“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即爪切、指持、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退针、指搓、指捻、指留、指摇、指拔,井分述其目的和操作。以后又在此基础上精简补充,提出“下手八法”即揣、爪、搓、弹、摇、扪、循、捻,也详述了各法的目的和操作,对后世刺法颇有影响。
杨氏说:“用针之法, 候气为先。”还说:“只以得气为度,如此终不至者,不可治也。”意为针刺必须得气,而欲得气必先候气。在论述候气的方法时说:“须用左指,闭其穴门,心无内慕,如待贵人,伏如横弩,起若发机,若气不至,或虽至如慢,然后转针取之。转针之法,令患人吸气,先左转针,不至,左右一提也。更不至者,用男内女外之法。男即轻手按穴,谨守勿内;女即重手按穴,坚拒勿出。所以然者,持针居内,是阴部;持针居外,是阳部,深浅不同,左手按穴,是要分明。”强调了得气的重要。还说:“若针下气至,当察其邪正,分其虚实。”说明杨氏把得气视为分辨邪正虚实的依据和施行补泻的前提。
杨氏说:“大略补泻无逾三法,一则诊其脉之动静,……二则随其病之寒热,……三则随其诊之虚实,......阐明了针刺补泻,当依据患者之脉的急缓,病的寒热、虚实,随诊实施的辨证论治的观点。
杨氏认为营卫经脉是针刺补泻的理论基础。指出施行补泻,“第一要知营卫之流行,第二要知经脉之往来”。他说:“百病所起,皆始于营卫。或因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或因卫气衰少,而营气外溢,故令血气不守其位。一方气聚,则为一方实,一方气散,则为一方虚”。指出了病之始于营卫,而为之虚实的道理。所以说:“刺法中,但举营卫,盖取营卫逆顺,则皮骨肉筋之治在其中矣”。
又说到:“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外布一身,为血气之道路也”。“血气不和,百病乃生,但一经精气不足,便不和矣”。指出血气不和可导致各种疾病,这与经脉有关,因经脉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道路。所以说:“随其经脉营卫,以迎随(补泻)之,其道皆不有远也”。
还进一步说到:“知营卫内外之出入,经脉上下之往来,乃可行之”。“大率言营卫者,是内外之气出入;言经脉者,是上下之气往来,各随所在顺逆而为刺也。故曰迫随耳”。由此可见,杨氏认为补泻方法都离不开营卫之气的深浅出入和经脉的上下往来,以顺其气为补,逆其气为泻。而营气、卫气又均出自谷气,故杨氏特别指出:“凡刺浅深,惊针则止;凡行补泻,谷气而已”。以上论述都旨在阐述针刺补泻的原理。
《难经》提出,补法“从卫取气”,泻法“从营置气”。杨氏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他说:“十二经脉, 皆以营为根本,卫为枝叶。故欲治经脉,须调营卫,欲调营卫,须假(借助)呼吸。经曰:卫者阳也;营者阴也。呼者阳也;吸者阴也”。意从营卫、阴阳来分析,作为补泻的要领。浅部属卫,为阳;深部属营,为阴。补法从阳,须“从卫取气”即“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者”。泻法从阴,须“从营置气”即“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者”。并解释说:“卫气者,浮气也,专主于表;营气者,精气也,专主于里,……如是则营卫,为中外之主,不亦大乎,安得不求其补泻焉”。
杨氏指出:“平补平泻,谓其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谓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大补大泻,惟其阴阳俱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意为平补平泻法与大补大泻相对而言,只是用由浅而深(补)或由深而浅(泻)的提插方法,使内外(深浅)之气调和即可,而大补大泻与平补平泻相较,则须分别在天部、地部(或分天、人、地三部)都施行补泻法,如烧山火,透天凉等综合手法,不仅使经气内外相通,而且还要上下相接……。也就是说平补平泻是一种较小量的补泻法;大补大泻是一种较大量的补泻法。
杨氏在补泻手法的操作上,注重多种手法的组合运用。他在“问补针之要法'和“问泻针之要法'论述泻补时,便把其作用相同的各种不同的手法,如提插、捻转、呼吸、徐疾、开阖、九六等融为一体,以达补或泻的目的。
总之,《针灸大成》一书,其内容丰富而翔实,是学习针灸必读的医籍之一,这部不朽之著,也为针灸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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