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发布最新考古成果，确认陕西西安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为汉文帝刘恒的霸陵。数百年来，霸陵一直被误认为位于白鹿原的凤凰嘴一带，这次重要的考古发现纠正了这一谬误，它的实际位置位于凤凰嘴南2公里左右。
考古资料是今天我们认识古代历史与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它帮助我们穿越几千年的时间，回到历史现场，了解有关历史的真相。
但历史到底有多少种真相？我们不断重读历史是在读什么？
今天，我们和你分享杨照在《重述中国通史》系列节目中的一集，一起来听一听不同史学视角对历史的不同解释。
讲述 | 杨照
来源 | 《重述中国通史》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视角不同，对历史的解释也会不同
新史料带来开发新知识的可能，这很令人兴奋，也很容易了解。再往下读，又冒出另外一种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却同样值得我们感到振奋的新可能。那就是找到新的角度、新的架构来重新解释史料，虽然以旧有的史料为素材，却能够刻画出很不一样的历史图像来。
例如说，有一种「唯物史观」，也是我们在第二季节目里，解读从秦帝国建立以来，我们看待这段历史时的主流看法，从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凸显阶级斗争，一下子对照显现出了我们原来学习的中国史，原来是如此地以皇帝为中心，是以认同皇帝统治权的立场出发的。
「唯物史观」，让我们从原先固定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我们不一定接受「唯物史观」的说法，然而一旦有了「唯物史观」作为对照，原来的历史说法就不是唯一的说法，刺激我们在阅读任何史料时，进行更多的思考，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看待如此的叙述或解释？
「唯物史观」带来的另一项重大的影响，在于对我们揭示了不一样的史学探究重点，从What转移到How和Why。
「唯物史观」相信「下层结构」决定「上层结构」，坚持要以「下层结构」的经济生产力量来解释「上层结构」中所显现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政治、文化现象不具备独立存在的意义，必须被放入「下层结构」的因果变化中来解释。
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学历史，必定学到王羲之和他的书法成就，那是重要的历史事实。但也就仅止于历史事实。有了「唯物史观」上下结构的关系概念，王羲之的书法，他本人和他的作品，就被改造为需要解释的现象。
只看王羲之漂亮的行书书法，是不够的。进一步要问：为什么会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这个时代兴起，这样的书法艺术又如何达到了那样的高峰？
这样就牵涉到了魏晋时期的贵族社会，贵族身份背后的庄园经济，使得庄园经济能够运作的阶级划分，还有相应的政治安排。
突然之间，王羲之的书法不再是他的个人成就，而是贵族艺术的代表，只能建立在庄园经济的剥削式基础上。不论同不同意这种说法，这种说法都打破了旧看法、旧说法的唯一性，启发了我们可以去寻找对于历史现象的不同看法和说法。
「唯物史观」强调了生产的重要性，也就使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承担生产工作的主要角色──农民。
传统历史里农民很少被看到，但在「唯物史观」中，有了农民立场显示出传统历史的帝王立场，我们就知道了不应该全盘照收传统的叙述与解释，要有更多的视角和思考。
02.
来自西方新史学观点的冲击
更大的动能从西方史学发展中波涛汹涌地传来。
例如，从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1902-1994）对马丁·路德的研究，产生了「心理史学」的潮流，借鉴心理学、精神分析对于人的新认识，史学试着用更复杂、更细腻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人物。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提出的「潜意识」的概念，对史学研究者尤其有高度的启发。人连自己都无法诚实地理解、勇敢地面对，人如何想、如何思考、如何判断与描述自己的行为，有复杂的机制。
这样的机制不会只出现在现代人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以简单、天真的方式来看历史人物，把他们的表面说法当作事实，我们可以、我们也有责任去探测、挖掘出被藏在底下的心理真相。
「心理史学」特别看重历史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的关系。根据弗洛依德理论，我们要从一个人的幼儿、童年经验里去寻找他自己不自觉、却实际上决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压抑的「潜意识」，重新检视、解释这个人一生的功业或罪恶。
于是相关联地，「家庭」或扩大来说，「私生活」也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中。「家庭」，关起门来在家中所发生的事，过去不被认为是史学研究的领域。当我们谈「历史」，自然说的就是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事，由一个个「大事」接连起来而构成的，而「大事」不言而喻的定义，指的就是在公共领域、影响到许多人的事件。
「家庭」、私领域怎么可能有「大事」？然而新一代的史学与史家意识到了：大人物也都是人，也都是从家庭、私领域中成长出来的，不将家庭经验摆放进来，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他们，只能认识他们的表象。
家庭不只塑造出大人物，家庭影响一整个时代、一整个社会的人，不一样的家庭型态，可能比不一样的政治制度，更直接更有效决定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家庭」怎么能被放在历史之外呢？
于是，尤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史学」，接下来产生了「集体心理史学」，刻画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集体心理机制。最早做出突破性成绩的，是对于「暴力」的研究，「暴力」作为社会的集体现象，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又如何转变的？一个社会怎么会「暴力化」？一个社会又怎么从「暴力」状态中「和平化」？
过去的史学看重的「大事」，战争一定包括在其中。战争是规模最庞大、破坏力也最大的集体暴力。以前史学中通常简单地将战争视为是少数人物的决策产生的，新的「集体心理史学」却要追问：
如果没有社会的集体「暴力化」，光靠少数人的意志，哪有办法打仗？战争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动员与支持，绝对是集体社会性的，不认真深入地看待集体社会性变化，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战争，更无从逼近地描述战争的细节。
战争是怎么打的？从今天的史学眼光看去，过去历史知识中充满了战争，战争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最主要的力量，历史里记录了那么多战争，然而我们却很少具体地察知、理解任何一场战争是怎么打的。
战争牵涉到太多太多细节，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但写进到历史里，尤其是进入通俗历史知识了，这些战争就通通变成了同样的名词叫做「XX战争」、「XX之役」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汉末大乱，有「黄巾贼」，清朝太平天国之乱，则有「长毛匪」，「黄巾」和「长毛」其实都是因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可不是双方各自穿好了制服打的。
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如何在战场上辨认敌我？就必须要有特别的辨识符号。包在头上的「黄巾」是一种辨识的符号，将头发留长，是另一种辨识符号。而且显然以「长毛」来辨识，和「黄巾」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
「黄巾」很容易可以摘下来，在战场上打败了，「黄巾」一摘就可以混迹在人群里逃走。相对地，「长毛」没办法一下子剃掉，意味着没那么容易逃得了，这样看的话，「长毛匪」的彼此效忠和团结，一定会高于「黄巾贼」。
03.
当日常生活和微观视角成为一种历史
除了心理史学的视角，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将历史的眼光不断缩小，从原先鸟瞰式的、巨视的「历史」，延伸出了「Micro-history」，微型历史，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Micro-history」的开创性经典作品，有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记录了十六世纪的一个意大利疯子的生平与想法。这样一个人，终生住在意大利乡间，不曾有过任何丰功伟业，唯一留下来的，是不正常的癫狂言行，怎么会值得记录，为他写一本历史研究？
金兹伯格颠覆了这样的传统评断，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想法，并且从他被视为「不正常」的想法中，对照当时人所认定的「正常」。经由「不正常」，我们反而才能凸显看到一般不会被检视的「正常」究竟是什么，包括了哪些内容。
与「Micro-history」相关的另一个史学潮流，是History from the bottom，来自底层的历史。过去的历史着重看待大人物，有着最高权力与地位的人。凯撒、查理曼大帝、拿破仑……不管他们是如何取得权力和地位，当他们爬到最高处，历史的舞台灯光就自然地聚焦到他们身上。
但为什么会如此呢？大人物顶多只是历史的某种缩写，让我们透过他们来掌握历史，但既然是缩写，这种掌握也就必然有一定的局限。要更完整、更全面看见历史，我们不能不关心底层的人，他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和大人物一样重要，甚至比大人物更重要。
仍然是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新的观念，叫做History of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史。过去的历史偏重纪录事件，也就记录「非常」，特别的、不是天天会发生的事，才被写进历史里。这样的偏重，一个理由是「非常事件」标示了变化，帮助我们追索变化的轨迹。
然而认真想想，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现实就能明白，「日常生活」岂是如传统史学中假定的那样固定不动的呢？在没有「非常事件」冲激的情况下，「日常生活」也有内在的变化力量，我们也没有理由将「日常生活」的变化排除在历史之外。
要写「日常生活」，有一种特殊的新技法，就是写「小事件」而不是「大事件」。这里的「小」、「大」分别，主要指的是事件牵涉及影响的人是少还是多。
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写了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马丁·盖尔返乡记》，后来还改编拍成了由杰哈·德巴狄厄主演的电影。马丁·盖尔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法国农民，离家去打仗，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后来回来了。但回来的这个人，根本不是原来的马丁·盖尔，而是另一个人，对包括盖尔的太太宣称他就是马丁·盖尔。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假的马丁·盖尔出现，给那小小的村庄带来了什么样的骚动，这些村民们，包括盖尔的太太，如何因应这样一个状况？他们为什么会接受假马丁让他住进原来真马丁的家中？
探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碰触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特殊家庭、生产、教会、风习、宗教信仰等状况，交织出一副令人意外的复杂历史图像来。小小的事件，影响顶多几十、上百人，却因而得以如同浮雕般凸显出十九世纪法国乡间的「日常生活」景象。
还有更具史学理论野心的法国「年鉴学派」，他们要彻底改造史学中的时间观。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带着单一、短暂的时间尺度。滑铁卢战役一共打了两天，我们很容易认为那两天中，欧洲的历史就改变了。
「年鉴学派」提醒：历史不该只在这样的时间层次上运作。滑铁卢战役后面，有拿破仑建构起帝国的几十年过程。在拿破仑崛起的事件背后，又有欧洲王权与政治制度一、两百年的转变。欧洲王权转变的背后，是几百年的欧洲封建社会。欧洲封建社会背后呢？是变化更为缓慢的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活动、生产模式。在这后面呢？还有以几千年、几万年为尺度的地理变化。
从地理的时间尺度，到战役的时间尺度，一层一层加起来，才构成全幅的历史。我们不只不该停留在只看其中的任何一层，而且还要从一层层不同时间尺度的互动、影响中，挖掘出新的、更有效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
尾声.
史学眼光的大幅开拓领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基础。除了发现新史料外，用新眼光去看旧史料，也可以耕耘出许多丰富的历史认识。
例如说「孔府档案」，这可不是什么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东西。从十六世纪就存在于山东曲阜「衍圣公府」中。「衍圣公府」或「孔府」，是历代朝廷提供给孔子后裔长期居住的地方，具备有公家机构的性质，因而保留了庞大的记录文献。从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到1948年，四百多年的上万卷档案。
虽然算是公家机构，然而「孔府」最重要的活动，是这一家人的生活。「孔府档案」是一份横跨四百多年的大家族家居流水帐。在相关的仪式、人事记录之外，「孔府档案」里有大批茶米油盐的资料。小到一块豆腐多少钱，修一根梁木工要价多少，都记在里面。
以前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流水帐是历史，有史学研究上的任何意义。然而在新眼光的照射下，「孔府档案」可是个历史大宝库啊！光是考察四百年来豆腐的价格变化，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极其难得的生活物价变化基准。
这里鲜活地显示了四百年来中国上层家庭的生活所需，我们也能够借以重建出一套日常生活史的样貌出来。这是绝对无法在任何「正史」上找得到的精彩材料。
将这些东西都加进来，我们看到的中国历史当然就比以前来得多元了。
中国历史不是同质性的单线发展，在相对稳定、类似的朝代政治、伦理观念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完全不一样的人的生活曾经存在过，我们可以从过去忽略的材料中，运用新的史学技能，将这些多元内容找出来，重新认识这样更丰富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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