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2021年在河南、湖北两省多地县域农村调研发现，农村社会正在兴起一股“择校热”与“陪读热”，越来越多的青年父母不仅不计成本地将家庭收入投入子女择校竞争中，而且宁愿牺牲一个青年妇女的劳动力和劳动收入，也要让母亲返乡陪读，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在笔者看来，不论是择校中的物质资源投入，还是陪读所代表的情感陪伴，这都意味着农村侧重父母参与的家庭教育竞争时代的来临。
1.教育竞争兴起的归因分析
围绕农村教育竞争兴起的原因，既有研究多是从制度、政策和家庭三方面单独展开归因分析，可概括为四种论点。其一，应试教育体系论。我国教育资源与服务的供给数量难以满足民众的需求，以分数和升学为核心的应试教育体系不断推动教育竞争的产生[1]。其二，城乡教育失衡论。一方面在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教育资源本身就比城市差。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优质的师资和生源不断往城市流动。如此，城乡教育生态系统性失衡，农村的教育质量不断下降，青年父母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不得不进城竞争教育资源[2]。其三，政策挤压论。自2019年各地按照1:1比例推进普职分流政策，高中学位减少，但社会民众对职业教育一直不认可，如此，越来越多的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考不上大学，政策挤压与民众升学焦虑相互刺激，不断激化了教育竞争[3]。其四，家庭发展策略论。一方面，农村“80后”“90后”父母普遍接受了更长年限的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再生产目标从简单的家庭再生产变成了扩大化的家庭再生产，参与教育竞争成了实现更高层次家庭发展目标的重要策略[4][5]。
从既有研究可知，第一，农村教育的主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迁。不仅农民教育能力与期待整体上升，而且在人口城镇化、教育城镇化和教育市场化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与环境已经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第二，从社会行动的主动性来看，农村青年父母既有被动卷入教育竞争的一面，也有积极主动参与教育竞争的一面。教育竞争作为一个在农村社会普遍发展的社会事实，其背后所关涉的结构性教育环境变迁必定会通过一个中观的结构性变量才能作用于青年家长的教育竞争行为，城乡教育环境和农民家庭环境变迁到底是通过作用于哪一个共同的核心变量，推动农村青年父母广泛参与子女教育竞争?在笔者看来，这关键的中介变量便是教育责任伦理。
2.教育责任伦理的内涵与变迁
(1)教育责任伦理的内涵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用于区分基于信仰的政治理念和基于责任感的政治行为理念，强调行动者主观责任认知对其政治行动的影响[6]。在农村家庭社会学领域中，一些学者将责任伦理具体理解为在结婚生子、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等人生任务上所形成的代际责任归属秩序，比如，养老到底是儿子的责任，还是老人自己的事情?结婚是父母的责任还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以此来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与家庭养老的变迁与转型[7][8]。本文延续这一学术意涵，并将其外延范围扩大到家庭教育中，将教育责任伦理界定为:政府、学校、家长与学生四类主体在教育资源服务供给、教育过程以及学业成就中的责任归属秩序，可通俗地理解为哪一类主体应该为学生的教育发展承担主要责任?
以教育资源服务供给为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家庭、地方社会一直是教育服务的供给者，富裕农民支付一定的金钱或者物品，将子女送到个体举办的私塾去读书[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义务教育供给的责任主体为政府，但直至义务教育完全免费，我国政府的完全教育责任才算被确立起来。随后家庭又借助教育市场化改革在教育资源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中上层精英迫切希望借助市场力量扩大子女的教育机会空间[10]。这说明，家庭和政府的教育权利诉求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冲突，家庭想借助市场追求更多的个体化发展空间，而我国政府则一直希望通过主导教育服务供给促进社会公正平等[11]。如此，教育服务供给的责任到底属于家庭还是国家，一直在不同的时代发生不同的变迁。从此出发，以农村“80后”“90后”青年父母的成长经历为例，总结出其当学生和为人父母时期所经历的两种不同教育责任伦理。
(2)“读书的料”:传统教育责任伦理
学者程猛将“读书的料”界定为在改革开放后出生、在教育阶梯上逐级攀爬、穿梭在“子不承父业”旅程中的农家子弟[12]。以“80后”“90后”为例，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每当村中出现了一个大学生，其父母和村民便会带着极其欣赏的口吻说:“这个娃娃从小就是读书的料!”若一个孩子未考上，其父母和村民又会说:“他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父母和村民并不会将学业失败归于他们没有把孩子送进城、补课或学校老师教学能力不行，而是借“读书的料”将学业责任归于学生自身。如此，从主体教育责任秩序来看，“读书的料”也可视为强调学生个体努力奋斗的传统教育责任伦理，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首先，在教育资源服务供给上，公共性政府是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即学生有没有书读是政府的事情;其次，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学校和老师是最核心的管理教育主体，学生则是主要的学习主体;最后，在学业成就上，能不能考上大学主要取决于学生的个体奋斗或天赋。而家长在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中只需要向学生供给生活来源并负责品行管教，即家长在学生的教育职能上承担有限责任。
进一步讲，“读书的料”塑造了一种重视勤奋苦学的教育文化氛围，强调的是教育竞争中的个体奋斗。大量的“80后”“90后”以此为精神砝码完成了苦学之旅，并在大学扩招中实现了阶层流动。它的盛行得益于在“80后”“90后”求学时期，一方面当时农村整体的教育意识、观念相对较弱，教育依然处于国家强力推进而非农民家庭积极追求的状态。大部分农民并没有深入参与子女教育的强烈意识和能力。如此，国家普九、扫盲等一系列的教育治理很快便强塑了教育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合理性。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经济整体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尚不明显，城乡相对区隔，社会整体没有介入子女全面教育过程中的氛围，这也为“读书的料”的盛行创造了相对单纯的环境。
3.“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新教育责任伦理
当“80后”“90后”成为父母，支撑“读书的料”的社会基础发生了系列变迁，教育责任伦理也随之朝着家庭化方向发生了重大变迁，而新教育责任伦理通俗地用当下许多陪读妈妈的话讲便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具体来看，新教育责任伦理主要包含以下几点内容:首先，教育资源与服务供给中，政府和市场充分供给教育资源，家庭有公立学校、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等多重选择。当下，已经不是有没有书读的问题，而是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而这主要取决于父母的经济水平与购买能力。其次，在教育过程中，学校和老师等教育主管部门依然拥有核心的管理权与教育权，但家长拥有更多的参与学生教育过程的行动空间，且家长的参与成了孩子教育成长的重要补充。最后，在孩子学业成就归因中，对于孩子能否考上大学，家长参与成为重要因素。即家长在学生个人成长和学业成就中日渐从相对有限责任走向全面无限责任。
需强调，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变迁并不是说家长或家庭已经完全替代政府、学校和学生成为决定教育资源服务与供给、教育过程以及学生学业成就的主导因素。毕竟，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依然是以公立学校为主。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转型指随着社会的变迁，家庭尤其是家长在子女教育上扮演越来越多角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之，教育责任伦理变迁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分析视角，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意味着家长在子女教育中角色增加、责任加大，在此认知下农村青年父母广泛参与子女资源教育服务供给与学习具体过程中，这便推动了农村教育竞争的兴起与发展。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农村教育竞争现象兴起的背景、形式与特征，以及推动教育竞争兴起的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变迁的逻辑，即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是如何在教育主客观环境的变迁中实现的?本文采用质性研究的田野调查法，资料主要来源于对湖北昌县、河南阳县近30个农村青年家庭教育竞争行为和县域教育环境变迁的田野调查。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从相对简约的三大阶层演变为多元的十大阶层，阶层分化越来明显，底层流动趋势变缓[13]，这构成了农村教育竞争现象兴起的基本背景。具体来讲，教育竞争在社会事实层面上集中表现为如下几种实践形式，且具有日趋激烈化的特征。
1.农村教育竞争的实践形式
学界目前尚未在社会事实层面上对教育竞争给出较为精准的定义，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通过学校的权威专断系统和家庭场域中的惯习濡化推动了阶层复制，而围绕学历、文凭的教育竞争则是驱动资本主义国家精英循环的机制[14][15]。受此启发，从阶层流动的角度，笔者将教育竞争的内涵定义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文化系统中，所有旨在竞争教育资源、获得文化资本，提升阶层地位和实现阶层流动的教育行动、教育策略都可视为教育竞争。依据行动主体类型可分为以个体为单位的教育竞争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竞争，前者更强调学生个体努力，而后者强调家长的普遍参与。出于本文分析需要，且结合当下强调“起跑线竞争”的社会事实，本文所指的教育竞争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竞争。
在概念外延上，为了在教育竞争中获胜，从社会行动的角度而言，以家庭或家长参与为特色的教育竞争至少包括资源投入、策略选择和主体关系经营(如亲子关系、家校关系)三重维度，结合当下农村教育竞争的实际样态，在实践中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四种形式。
(1)择校与报班
教育竞争最直接的标的物为优质教育资源，以竞争学校和市场影子教育资源为代表的择校和报班是当下农村父母最普遍、最直接的教育竞争行为，也是其最为关注的教育选择。在当下农村教育环境中，从学校资源竞争来看，家长择校的次序依次是:县城重点公办学校—县城优质民办学校—县城非重点学校—乡镇中心校—村庄学校或教学支点。在市场影子教育的投资上，家长以语数外主课的补习班为主，同时兼顾投资一些音体美兴趣班，补习班主要是给学生的弱势学科补差，兴趣班则主要是为了赶上社会形势，发展孩子特长，以及避免孩子融入不了同龄群体的社交圈。
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是否应该把儿子送到县城私立初中，因为送到城里去我要去陪读，家庭经济压力大。不送也不行，大家都把小孩送进城了，农村条件太差了。唉，一到暑假我就发愁，钱不停地往外流，不想报班，但别人家孩子都报了，也想让他跟上别人，学点东西，这样也好交朋友。(访谈编码:20210518MZZ)
(2)母职陪读
教育竞争的另一个面向是亲子关系经营，母亲陪读是当下农村教育竞争的另一重要实践，也属于典型的为了实现阶层流动而采取的教育风险投资[16]。近些年来，一批有闲有钱的城市母亲开始逐渐从职场回归家庭以培养孩子为业，教养责任中的“母职”兴起[17]，也带动了农村一些母亲从小陪读，或者随着孩子升学压力增大而从务工地返乡陪读。她们普遍希望通过陪读来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升学概率，或者监管手机以避免孩子成为网瘾少年。
之前我们一直在广东打工，两个儿子都是在河南农村跟我母亲生活，后来老公说不能为了赚钱耽误了小孩未来，特别是男孩子要是被手机带坏了肯定不行。我们这代人比较重视教育，老人又管不了，很多妈妈觉得小升初都比较紧张，会选择回来。别人陪，你不陪，你就对不起自己的小孩，所以今年我就留在家里，让我老公一个人出去赚钱，而且老大就要上初中了，青春期也怕他叛逆。(访谈编码:20210518CXX)
(3)父职配合
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竞争不仅需要母职参与，更需要父职配合，以形成家庭教育竞争合力。近些年来，一些农村青年男性开始在工作之余主动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中并配合妻子的母职实践。比如他们开始反思传统农村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分工，与妻子扮演慈父严母或严父严母的角色来创造良好的家庭教养氛围。又或在择校报班上展现出比女性更为有力的决策实践，并针对常年外出务工的父职结构，适应性地扮演孩子的“玩伴”来服务于孩子的学业竞争与个人成长。
要是我读书时父母多管我一点，我就会把书读完，也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绝对不能让我儿子跟我走一样的老路。而且我知道我儿子跟我一样，必须要有人管，所以我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陪他，陪他学习，陪他玩，但是我之前管得太严了，他特别怕我，我老婆说我之后，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父子关系也好多了。(访谈编码:20210509LG)
(4)家校关系经营
教育资源竞争并不限于通过择校报班获得一般化的教育资源，还包括通过家校互动创造有利于学生个体化成长的具体微观环境。近来年，随着家校共育理念的传播以及家委会等组织化平台的建立，农村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父母开始主动经营与老师和学校的关系，并带动了其他父母也不得不主动开始与老师互动。而当下我国家校互动本质是父母通过扮演积极家长的策略，比如主动参与学校班级管理或学生的课业管理中，以获得学校领导者或者班级管理者的支持，以便在教师注意力、择班、排位上为子女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18]。
平常我每隔两个周就会主动给老师打电话，有时候也不好意思，但是为了女儿成绩提上去，必须得主动，你不主动，就代表你放弃了自己小孩，毕竟老师的注意力有限，每次跟老师电话问老师需要我怎么配合，让老师帮我多提点提点我女儿。(访谈编码:20210516BYL)
这四种教育竞争实践形式的普遍性和深入性不一样。择校与报班、母职陪读较为普遍且深入，而父职参与和家校主体关系经营主要是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的教育竞争实践，尚有一些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家庭因父母常年务工在外或缺乏社会资本而难以充分实践。
2.农村教育竞争的激烈化
农村的教育竞争现象一直都存在，但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学生时代的家庭教育竞争并不十分激烈，其主要是以学生个体努力为特色的竞争。但当这一代人成为父母后，农村家庭教育竞争现象越来越激烈，更加强调家长的主动参与，这种激烈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资源精力投入扩大化
“80后”“90后”少年求学时期的教育开支一般仅限于学费和生活费。但当他们成为父母后，一方面，教育开支多元化导致物质投入不断提升。根据笔者对近30个家庭的个案统计，按照暑假报班、进城租房陪读、上民办学校的一般性费用来算，抚养一个孩子最少要花费2.5万元/年，而大部分家庭都是2个孩子。如此，数万元的家庭教育开支几乎消耗了家庭近40%的务工收入。另一方面，教育竞争要求大部分学历水平居于初中的青年父母不断提升教育能力，他们不得不借助现代科学教养理念，学习如何做父母，并参与孩子的教养过程中来，精力投入也不断增多。
(2)教育过程介入深度化
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家长角色从最初提供衣食供养和管教道德品行逐渐转变为在生活照料、学业监管、行为管教等各方面的深度参与。以妇女返乡陪读为例，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外，随着学生课外时间的增加，母亲不仅要扮演老师的角色，辅导孩子的课外作业，还要扮演智囊团的角色，根据孩子的学业成绩与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给孩子报课外培训班。另外，手机游戏给农村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成长风险，部分母亲返乡陪读就是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农村陪读妈妈大规模的出现，从侧面说明了家长对子女教育过程的介入不断深入。
(3)竞争行为模式城市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其从原来的城乡区隔日渐走向了城乡融合，大部分农民从行为模式到价值观念上开始向市区化转型。在此背景下，农村教育竞争也呈现出高度的城市化特征，即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父母开始按照市民的教养观念、培养惯习来培养子女，经济条件中等的家庭向条件好的家庭学习并追赶其投资标准，而条件好的家庭则把目光投向更大城市的精英群体，农村抚育也从传统粗放式养育逐渐转变为现代城市的精细化培优，各个阶层之间相互追赶、相互学习城市的教养文化。比如，城市教育竞争中的“鸡娃”文化也从大城市蔓延至县城农村[19]。
农村教育竞争的激烈化导致家庭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且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民生问题。这种负担既包括进城陪读导致农民教育投资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大，还包括因为陪读产生的亲子冲突不断增多，以及由升学竞争所产生的底层循环的精神焦虑也日渐浓厚，这需要从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变迁的角度深入理解教育兴起的内在逻辑。
农村教育资源客观环境与农民家庭发展环境分别从“推”“拉”两个方向共同作用，推动农村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变迁，其具体作用路径可依次从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教育资源质量结构等级化与家庭教育发展任务刚性化来解析。
1.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
在“80后”“90后”读书时期，城乡二元教育制度规定农村生源一般情况下只能在农村而不能进城接受教育，由此产生的教育区隔保证了最基本的教育资源(师资和生源)在农村和城市各自的系统内部持久稳定。但随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一部分家庭条件较好、学习成绩好的优质生源率先进城，城市生源增多，部分教师也因此被调进城，此过程不断发展进而产生教育城镇化[20]。按正常的社会发展规律，应该是人口城镇化带动教育城镇化，即农民先进城买房落户，然后子女随之进城读书。然而，当下教育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城乡学生人数变化，2020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城镇化率达到80.25%，高出人口城镇化率(63.89%)16.36个百分点。
过快的教育城镇化部分可归因于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教育城镇化的实践，以所调研两县为例，其常见措施有两种:其一，在县城建设教育新城。湖北昌县于2015年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资模式投资5亿多元在县城新区规划建设一座教育新城，其实验中学从2019年开始招生，到2021年时该校生源已经达到4300多人，绝大部分来自下属乡镇和农村。其二，推动教育市场化，吸引教育集团在县城建设民办学校。河南阳县政府在2020年重点引进新加坡某教育集团和江苏某教育集团，建设一所能够容纳5000人就读的十二年一贯制MD学校和一所容纳3000人就读的九年一贯制ZY中学，两校已建成并面向乡镇生源招生。实际上，两县做法在全国各个地区都相当普遍。2021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中部三省九县进行专题调研时发现，有4县已经建成了教育新城，还有3县均已出现义务教育“民强公弱”现象。这说明，在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县政府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以教育拉动消费经济的发展路径[21]。
如此，虽然国家不断地往农村学校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但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教育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实践不断加剧了师资、生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差距，它还以农民家庭对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服务的需求为动力，让家长们竭尽全力把子女送进城读书[22]，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往城市的单向性流动，导致县域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从均衡稳定走向了流动开放，自然而然地搭建了教育资源服务充分自由竞争的舞台。
2.教育资源质量结构等级化
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还使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要素不断地往城市集聚，而劣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要素持续地在农村沉淀，教育资源和要素分配的马太效应不断产生，即优者更优，差者更差，最后在县域内部形成一个开放的、等级分明的教育资源质量结构。这种等级化结构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县域学校梯队结构，按照从上往下的顺序依次呈现为:县城重点学校—县城优质民办学校—县城一般学校—乡镇学校—农村中小学—农村教学点。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开放化也意味着家长经济资本转化文化资本的能力变强，孩子教育资源质量与家庭的投入会越来越成正比。
其结果便是农民家庭经济分化结构与教育资源质量的等级制结构高度咬合、相互匹配。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少部分经济条件最差家庭的孩子一般是在教学点上学，而大多数经济条件一般家庭的孩子在乡镇中心校或者县城普通学校就读，经济条件中上的家庭则在县重点和县优质民办学校就读，经济条件最好家庭的孩子便占据了县城的重点学校。这种社会形势让家长充分认识到，虽然国家划定了学区且建立了很多公立学校，但对于学生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家长的经济能力和选择最为关键。如此，虽然学区位置、学生成绩依然是影响学生去哪个学校的表面因素，但只要家长有条件或者敢于创造条件，比如购买学区房或进入民办学校以及购买培训机构课程，其孩子便占据教育结构中相对较高的位置。
3.家庭教育发展任务刚性化
在“80后”“90后”读书时期，虽然大部分农民父母期待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寒门变贵子，但是教育对家庭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刚性任务，而是一个有条件的选择。子女若是较为聪明且肯吃苦，父母的态度便是“只要你愿意读，我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但若子女不想读书上学，父母也能够接受子女初中毕业后就外出务工。但当他们成为父母时，家庭教育发展任务日趋刚性化。即对农民家庭而言，教育不再是以往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教育在促进家庭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提升学生成绩的教养任务不断加重，让孩子考上大学甚至成了现代社会父母对子女的一项新的人生任务。比如，越来越多的青年家长无法接受子女上不了高中，而且他们对子女学历期待的底线是大专，而一般化的追求则是希望子女考上本科院校。
农民家庭教育发展任务刚性化可归因于以下两点:
其一，农村青年父母对教育的主体性觉醒。以访谈的50多位青年父母个案材料为例，约60%的人学历为初中或中专，只有40%的人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相对较低的学历水平与失败的教育经历不仅让他们在文凭社会中职业发展受阻，无法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而且让他们日渐在经济分化中感到生活世界的区隔，滋生“赶不上别人脚步”的焦虑感。如此，笔者经常听他们说“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后悔啊”。这种基于自我人生经历的强烈反思让他们格外注重子女的教育，正如一青年男性所说:“我自己走过的路绝对不能再让我小孩走，我一定要让他上最好的学校。”(访谈编码:20210509JLG)
其二，农民家庭发展目标提高。近65%的常驻人口城镇化率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民在工业化浪潮中以外出务工解决了温饱，又在城镇化浪潮中通过代际合力实现了进城买房，农民家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发展目标也日渐升级，从传统进城买房变成实现在城市的稳定生活与阶层流动。正如一位在上海打工十多年拼命攒钱给两个儿子在市里购买学区房的“80后”妇女所说:“我这么做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读书，未来在市里安稳生活。”(访谈编码:20210525LMM)然而，受制于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以及经济红利的逐渐消退，农民实现家庭持续发展、城市稳定生活和阶层流动的机会不断减少。教育发展成为农民家庭实现更高层次发展目标的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4.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变迁
从推力方向看，县域教育城镇化、教育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从传统城乡二元体制时期的相对稳定走向了快速流动开放。在此基础上，县域农村教育资源服务在质量上形成了差异悬殊的等级制结构，家长的购买和选择能力成了学生教育资源与服务的决定因素。如此，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与教育资源质量结构等级化不断将教育资源服务供给的责任往家庭的方向推。
再从拉力方向看，随着青年父母不断在“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后悔呀”中进行自我教育反思与觉醒，以及家庭发展目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提高，青年父母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发充分，教育作为家庭发展的渠道也更加关键，如此，家庭教育发展任务不断趋于刚性化，让子女读书获得不差的高等教育成为当下父母的新人生任务。这进一步扩大了青年父母在子女教育过程中全方位参与的行动空间以及此种行动的合理性，其作为主体性的力量不断地将教育责任往家庭这边拉。
最后，在推拉两股力量中，教育责任伦理完成了从“读书的料”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家庭化变迁。即家庭尤其是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越来越大，所承担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元，家长的教育实力与能力成了决定子女教育资源与服务、教育过程以及最后的学业成就归因中的核心因素。
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与农民家庭教养目标从“抚育成人”到“培养成才”的转型高度一致，它直接推动了县域农村教育竞争现象的兴起。首先，它为父母全面参与子女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合理性，让家长产生了一种厚重的教育责任感，即家长为子女学业不断付出努力是应该的。其次，在整个县域教育资源不断开放的背景下，它会不断激发条件较好的父母去主动采取择校报班、返乡陪读等一系列教育竞争行为，并带动其他条件一般的家长不断地加入其中。以择校为例，当有条件的人纷纷通过买房将子女送进城读书时，没有条件的家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女落在起跑线上，便会将大量的经济收入用于给子女报班，希望通过市场影子教育来给学校教育补差，又或者让务工妇女选择返乡陪读，以更多的精力投入来帮助子女学业成长。最后，整个农村形成了家长不得不返乡陪读，或者又不得不将子女送进城的教育竞争的氛围与环境，由此推动整个县域教育竞争的兴起与发展。
从农民阶层分化与流动的角度来看，教育责任伦理的家庭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止于不断地引发、刺激并激化以家庭为单位的教育竞争。更为关键的是，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与教育竞争会不断相互强化，推动农民子女教育阶层流动的模式演变。简要地讲，在“读书的料”所代表的传统教育责任伦理中，学生有没有书读是国家的责任，能不能考上大学是学生自己的事情，可将此种教育责任伦理所形塑的教育阶层流动模式视为一种典型的个体奋斗式。而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新教育责任伦理中，学生在哪里上学、能不能考上大学高度依赖父母的经济能力与文化资本在子女教育过程的参与转化，如此可将其教育阶层流动模式称为一种典型家庭组织化动员。
从学生个体努力奋斗到家庭的组织化动员，教育竞争成为农民分化的重要机制，家庭将代替城乡二元体制日渐成为生产教育不平等和扩大教育不平等的前沿阵地，这亟须引起整体社会的重视，也有待更多学者对家庭教育与农民阶层流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家庭变迁视域下农村低生育率形成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CRK009)的阶段性成果]
尹秋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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