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视：
“一些学者，依然按照一些传统的指标来解释已经进行结构性大调整的中国经济，（其实）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财经《意见领袖》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嘉宾：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任执行院长
文字实录：
2018步入年中，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揭晓，宏观经济呈现出哪些变化？下半年走势如何？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经济政策的基调和思路又会有哪些变化呢？第一财经《意见领袖》日前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上半年宏观经济呈现出哪些变化？
张媛：我们看到现在正处于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方向调整的一个制定的关键时期，怎么来看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呢？
近期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引发市场分歧
刘元春：5月份数据出来之后，引起社会各界的一些争议，这个争议就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供给层面不错，需求层面偏软。
供给不错 需求偏软——是短期现象还是趋势性现象？
刘元春：到底这样的一种背离是短期现象，还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这个不同的回答可能带来的政策定位是不一样的。
如何解读金融环境变化?
刘元春：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一些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我们强监管带来的结果，还是整个政策调整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对于目前经济发展的这种形势和中长期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到底是必须的，还是说会带来一些额外的问题？
外部环境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中国经济？
刘元春：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外部环境的变化，到底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和发展模式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这个不同的答案也会带来不同的战略调整和战略重构。
张媛：最关键在于你得号对这个脉，所以怎么来看政府的认知，市场的真实情况，以及市场的解读之间的差异？
刘元春：这个差异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我们一些学者，依然按照一些传统的指标来解释已经进行结构性大调整的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最明显的，第一个，我们解读的数据就是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确在今年1到5月份只有9.5%。大家一看，消费品零售总额下滑就意味着总体消费下滑，这是大家认为的一个很正常的解读。但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实际上我们这些年里面，消费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
国内消费结构出现了重要变化 服务类消费增长态势良好
刘元春：我们消费品零售总额主体集中在实物商品的销售上面，但是我们大量的是什么？是服务类型的消费。并且服务类大家一定要看到，它是供给和需求同步的，不存在服务过剩的问题。中国服务类的参数非常好，1到5月份，我们服务业的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1%，我们整体的货运增长两位数。这里面我们所看到这个数据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服务业的生产情况不错
服务类消费增长 实体商品消费有所弱化
刘元春：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消费的这个数据是什么？是服务类数据在上扬，实体商品的消费有所弱化。因此如果从总体来看，我们消费的这个状况不像大家所看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所反映出来的那么糟糕，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到很多的市场去看，消费很火爆，我们的旅游很火爆，我们的网上信息消费更火爆。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背后有哪些原因？
刘元春：第二个，很多人还会看到，我们的投资参数下降得比较大，但是投资参数大家一定要看到，它过去几年支撑的很重要的核心作用是基建，而基建实际上跟政府行为有关系。那么，目前政府的债务比较高，导致它的基建持续扩张的速度不可维持，这是必然的，也是必然有一天要到来的。当然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参数来衡量投资参数的时候，也有大量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在挤水分，开始把它打回原形。
张媛：所以您提到挤水分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
新官要理旧账
刘元春：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的因素，主动的因素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总书记要求我们各级政府必须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模式来进行，要求我们要干实事。第二个被动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你简单地通过举债来进行虚报，这里面会被查处，债务要进行追责，要进行监督考核。我们会看到，十九大前后的换届效应与以往的换届效应完全不一样，以往的换届效应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现在很简单了，新官要理旧账，你新官必须要做实事，做改革的先行者，要做啃硬骨头的实干家。所以这就决定十九大以来新的各级政府必须要做实事。当然还有个因素就是我们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这个改革对政府行为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所以这些因素把它加总在一起就会看到，经济按老指标进行解读的话，可能会把它解读得差一点点，所以目前我们政策很重要的一个着力点在短期就是要稳定政策，提升信心。
如何把脉下半年宏观经济走势？
张媛：确实，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您认为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刘元春：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强化改革的首要性
刘元春：第一个，我的判断是这样，市场过度解读了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政策下半年的定位，第一个是从中长期还得要坚持它的战略定位，要使我们整体的经济政策在底线管理的基础上强化改革和调整的导向。这还是很明确的，下半年依然会坚持这样的导向。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底线管理，它实际上是有弹性的空间，特别是在目前金融攻坚战、风险攻坚战这样的状况，对于整个市场的稳定，预期的稳定，信心的提振，依然是我们进行底线管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金融问题并不是因为实体经济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信心的变化带来的一些系统性的变化。因此，下半年我们的一些政策还要做一些微调，微调可能就集中会体现在，第一个，强监管要持续，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应当真正回归到中性的定位。就这个来讲还是很明确，因为我们中国来讲，大家都会知道，很多中央的这种政策方向很明确，同时它的判断很适宜，但是由于层层叠加，可能会带来矫枉过正的一些风险。目前我们会看到，一些金融参数的确在4月份、5月份变化大了一点点，但是这种变化有没有必要？有必要，但是大了一点，所以要进行一些微调。
进行财政和货币政策同步的微调
刘元春：第二个很重要的，目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面临着重构的关键期，在这个关键期，很重要的必须要在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重构的这种大的战略任务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对于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要有所监督。简单讲就是今年下半年整体政策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做出财政和货币同步的微调。
张媛：您提到的坚持底线管理逻辑的同时，坚持整个强监管态度不动摇的前提之下，怎么来看这种波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配合？
不能老想着过宽松的日子
刘元春：首先我们要很明确，今年是风险攻坚战的第一年，攻坚战很重要就是要啃硬骨头，要把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要通过一些改革，通过一些创新，通过一些调整，使我们的这种发展模式、运行的机制有一个良性的转变。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战略任务条件下，我们老想过宽松的日子，过好日子，我觉得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种企业的战略定位也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本身这几年就需要我们在调整改革之下过艰苦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
企业要相应进行战略和经营的调整
刘元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认识下面，我们的企业必须要做出一系列的调整，这些调整就是说你对融资环境的判断，对自己战略扩张的调整，最重要的对于自己的一些盈利模式的调整，要发生很根本性的一些变化。
作为党和政府决策有力的智力支持，2015年，我国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其中就包括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作为整合中国人民大学优质智库研究资源打造的独立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人大国发院2018年在“中国大学智库百强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它的一些专家会常规性地每季度列席总理的讨论会，同时常规性地列席国家中财办、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内部讨论会和决策讨论会。人大国发院一直坚守“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的目标，刘元春则曾担任人大国发院首任执行院长。
中国有400多家智库 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 如何办好智库？
张媛：您一直在人大，现在任副校长，今天又是参加国发院的活动。目前中国拥有400多家智库，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智库国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既有体系之下如何把一个智库运营好，在体制机制上有哪些创新？
高校办智库 要在科研考核、激励上进行重构
刘元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高校办智库，必须要解决从学术向资政转变的这样一个机制体制，让广大有能力、有热情的一些教授和研究人员能够从事资政服务。所以这里面就要求我们在科研考核，在激励体系要进行全面的重构。
办好智库要建立中国特色式的“旋转门”
刘元春：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中国特色式的旋转门。智库与传统的研究机构不一样，智库必须是“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很重要就是要与国家的政府机构，与智库需求的核心决策层要有联系，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同时了解他这个决策的过程，因此我们智库必须要跟上层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是我们的报送体系和传达体系。另外一个很重要，我们要邀请政府官员，或者一些决策性的政府官员入驻到我们的智库中间来，形成我们的学者能够到政府，政府的官员能够到智库这样的一个旋转体系。
智库运转的资金要很灵活
刘元春：第三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资金的支持，所以我们建立了基金制。智库运转的资金要很灵活，不能像传统的科研经费，也不能完全依托于我们传统的财政资金来进行运行。建立这种基金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灵活的，别具一格的内部激励体系。
智库的核心不是宣传力而是思想力 要有一手信息来源
刘元春：第四个很重要就是它要有支撑，智库的核心不是你的宣传力而是你的思想力，你的思想力必须要聚焦于当前国家和决策者所思考的这些问题，你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就必须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来进行。所以我们要建立一整套的社会调查系统、社会调研系统、案例系统，使我们的一些研究人员能够在世界和国家最前沿的这些地方来进行调研，来进行讨论。然后把所看到的，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汇总之后，向中央决策部门进行递交。这个支撑体系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团队，要有专门的第一手的原始的信息来源。
智库“旋转门”是如何旋转的？
张媛：您提到高校和政府间的旋转是一种怎样的旋转，是说高校的老师会去政府任职，政府的官员也会参与到其中吗？
刘元春：对，比如我们目前建立了一个智库研究员体系，我们就引进了比如北京市的官员，还有证监会的一些官员，还有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他们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有很好的学术功底，他们也愿意通过系统性的研究来为国家献计献策，我们就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平台担任我们的专职研究员，这是一套体系。第二套体系，当然就是我们到相应的机构去进行挂职，就是我们的一些高校的学者进行挂职，这种双循环是一个旋转。第三种途径是说我们政府很多讨论，邀请我们进行参与，政府的很多调研，也邀请我们进行参与，甚至政府的一些第三方评估，也要求我们来进行落实，这样使我们的智库成为政府的一个帮手，能够了解政府运行的过程，了解一些社会运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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