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诸古老文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阳刚崇高的希腊文明，发展出了至阴至柔的基督教；活力四射的哈拉巴文明，发展出了遁空解脱的佛教；神秘诡谲的波斯文明，发展出了伊斯兰教——然而更有趣的是，身为世界诸古老文明中的一员，中华文明却没有按照既定旅途发展出悍慑世界的高级宗教，反而形成了一种具有超稳定的遗传结构的伦理价值系统，儒家。为什么中华文明会拥有这般异质的精神伦理水晶体？为什么中华文明始终缺失着一种自体性和遗传性的宗教邂逅，而需要西传的佛教和景教（基督教）来填补？拨开历史迷雾重重的伊西斯的面纱，我们究竟能发掘到什么真相？
我们可以拿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做一种相似的比较。这两个古老文明中的一个由于地处偏僻的旧大陆东端，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超稳定的遗传结构的文明体系，在同种文化类型的文明与野蛮的融合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可以与三大高级宗教系统相提并论的高级伦理价值系统（儒家伦理）,奠定了文明体系的不可毁弃的精神根基，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另一个则由于过分痴迷于文明本身和原始宗教的纯洁性，在文明的历史开端里错过了与异种或同种文化类型的野蛮入侵者的碰撞和融合，逐渐成为丧失了任何变异功能的纯种文明，最终蜕化为埃及文明的“木乃伊”和“金字塔”，并在英雄时代成为地中海地区各个强悍的文明相互逐鹿的牺牲品。
由于中国独特的地缘优势，由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组成的地理屏障，把中国半绝缘的孤立在欧亚大陆之外，因此中国得以幸免于亚欧大陆操持着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另一方面，尽管自先秦到魏晋匈奴人构成了中国边关之大患，但由于这些匈奴族本身也是蒙古利亚文化类型的一部分，与中华文明有着相似的敬天、尊祖和风俗、文字，因此，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他们身上所带有的剽悍习性和野蛮特质，就马上被处于更高维度的儒家文化所淘洗干净，从而形成一种“征服者被征服”的现象——入侵者们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文化传统，彻底消融在文明程度更高的汉族的文化海洋之中。其情形就如同一块坚硬的骨头掉进了表面平静的硫酸池里。骨头被彻底销毁，彻底淹没于汉族文化的硫酸水中，再也找不到踪迹。就如同女真贵族在日复一日的统治中，改汉名，说汉话，用汉字，渐渐优雅到以诗词自诩。累及三世的金熙宗不仅“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甚至还贬低开国功臣为“无知夷狄”。于是，这种本该由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冲突、交织、融萃继而诞生新型文明形态的方式却由于儒家文化过分强大的稳定性和同化能力，而辗转演变成中国历史上超稳定的遗传系统，这不仅仅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变革被不断地传承和延续（皇帝制、宰相制、科举制），还体现在儒家文化日复一日深入骨髓的把握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儒家伦理价值系统的确立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中流砥柱式的精神根基和不折脊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华文明在繁衍演化过程中的超级稳定的迭代与更新。于是，正是因为没有异种的蛮族基因嵌入中华文明的细胞结构中，正是因为同种的蛮族文化被中华文明不断地盘剥、同化与吞噬，进而失去了其本该有的对于文明形态嬗变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华文化——儒家伦理就站稳了根基，从而不再发展出更加高级的宗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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