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国家现代化进程发展如此稳定、顺利，被称为“中国奇迹”，农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国家修路村村通，每年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很多，教育也实现公办。图" alt="500" />
从具体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型国家，但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不是字面意思——城乡之间并非完全割裂。
那么，我国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如何平衡城乡资源？
文丨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丨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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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
简单说，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关系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上世纪80年代，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总体上没有主次之分。
当时，城市释放的大量生产力往农村转移，农村改革欣欣向荣，农民增收快，社会活力足。例如，当时乡镇企业得以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大量知识技术甚至是市场往农村转移。
80年代的城乡关系里，农村在表面上是“抽血者”，但城市的生产力等资源往农村疏解，农村由此获利。
上世纪90年代则进入另一个阶段。
在90年代，乡镇企业整体走向衰落，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大量兴起，民工潮开始出现，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往城市转移，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回顾90年代的农村，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的发展疏解了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往城市输出劳动力的过程中，并没有走向衰败，因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反哺了农村。所以，整体上90年代的农村仍然获益。
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5年左右，城市整体上开始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急剧加快。
从2000年以后的数据观察，我们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上升一个多百分点，按13亿人口的基数来看，1%的转移也是很大的规模。在转移的过程中，农村不仅带入了劳动力，还给城市带来了很多机会和财富，比如在城市买房的农村人开始多了起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活力渐衰，大量资源聚集到城市，城乡关系再次发生变化。
200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年1月1日，国家宣布免除农业税。
14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农业税的免除标志着一个战略上的重要转移——城乡之间真正开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直到今天，每年的涉农资金依旧在不断地、巨量地增加。
可以说，
一直以来，城乡资源的流动都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农村大量的人力物力往城市集中；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资源不断向农村输入。城乡关系表面上是农村逐渐走向衰败，城市不断走向兴旺发达，但这只是发展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城市化的速度特别快，城市化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为了不让农村真正走向衰败，国家做了很多工作，很多资源反哺农村，包括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投入了大量资金。
总体上，城乡互动密集，这个过程中追求平衡性和城乡均等化发展，各方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不断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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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城乡资源？
平衡城乡资源，是我国跟其他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我国的决策过程中，不希望出现城市兴旺而农村衰败的景象。国家之所以提出乡村振兴，是希望农村和城市一样有活力。
随着脱贫攻坚基本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图" alt="500" />
城市一直都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它是所有经济、资本的聚集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要有活力、有速度、有质量，都要依靠它的拉动。
但是，农村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无疑也起到很大作用。乡村蓄水池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然而，从决策层面出发，我们希望它不仅是蓄水池，还希望它充满活力。如果国家只是把农村当作稳定器和蓄水池，那么稳住农村就行，不需要投入那么多资金。现在很多地方把工作重心都放在农村，就是因为国家希望农村不只是蓄水池，还有更高层次的作用。
我认为，整体来讲，城乡关系的变化非常明显。贺雪峰教授概括得非常准确：如果非要说之前我们的城乡关系是剥削性的二元结构，那么今天它已经转变了性质，变成了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
之前，国家主要从农村汲取资源，也就是向农民索取资源。
国家征收农业税的同时，并不承担农村的公共服务，农村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础设施都依靠农村自己统筹、自己管理。
这在当时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国家做不到全面保障基础设施，所以大部分农村在给国家缴税同时，公益事业还是依靠自己。
2005年以后变化很明显。
首先，不收税了。
其次，大半部分乡村公共事业已经依靠国家财政。
国家修路村村通，每年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很多，教育也实现公办。以前，乡村学校是指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两级自己办的学校，现在的乡村学校，是指国家的公办学校建在乡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我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不是打不打破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形态就是不一样的，这很难打破，也没有必要打破。无论是从社会生活角度还是生产角度来说，城市与乡村都是客观存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也不同。比如说，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村的大部分土地是集体所有，这个结构是客观存在的，怎么打破？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打破，是不符合规律的。
我认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种说法有问题。它理所当然地认为城市占了农村的便宜，两者之间是不平衡的。即便按照这个思路去想，不打破它城乡相对平衡的关系也可以存在，所以这个结构没必要打破。
举例来说，假如我们真正实现了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完全有可能比城市变得更好。这仍是城乡二元结构，但农村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从战略层面上来说它是稳定器和蓄水池。
中国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大部分中国人都有乡愁，之所以如此：
第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型的国家，这里出现了巨量的人口流动。大部分人都有城市生活的经验，所以人们待在城市的时候想念农村。
第二，因为我们还有农村，有寄托，大部分人还回得去家乡。这就是乡愁的来源。
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们也不是宗教国家。无论是乡愁、家乡观念，还是对祖先的崇拜、对父母和家庭的感情，在我们中国人精神生活里，它都是价值层面上的重要支撑。
大部分人没有去分析它，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个支撑点跟农村和乡村价值有很大的关系。
我认为，不该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一旦打破它，把乡村建设得像城市一样，虽然看上去很现代化，但可能会因此失去乡村存在的价值。乡镇都和城市一样了，就没必要待在乡村了。
至少现在看来，在年轻一代中，乡愁还是存在的。所以，从现实层面上来说，乡村还是特别重要的，没有必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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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经济走向虚化
从河南调研回来，我发现那个地方很有意思。
它的集体经济保留得比较完整。在村民小组的范围内，可以调整土地。例如，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或者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意思就是，三年之内随着人口的增减，可以把人口减少家庭的地调给人口增加家庭，集体所有制非常平衡。这在当地是有共识的。
农村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无疑也起到很大作用。图" alt="500" />
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村庄很少了，估计不足10%。大部分地方都觉得不调整土地是理所当然，尤其是前两年推行土地确权之后。土地确权和集体所有制没有关系，但土地确权后，集体所有制就没有办法体现出来了。农民认为既然土地是我耕种、我使用、我可以转包，国家的粮食补贴也到我家庭，那么这个地就是我的，所以集体所有制无法体现。
但是，在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村庄是有集体经济的，比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这里的集体经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较早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农村的土地增值了，土地增值使得这些村庄较早地把农用地变成了建设用地。
它们的城市化开始得早，那时的集体所有制保留得比较完好，所以即使农用地变成建设用地，也依然保留集体经济。
在集体经济保留完好的背景下，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村把地用来盖房或租给别人做工厂，农民没有地了，所以农村土地的附加值自然地变成集体经济的收入，每家分红，大家也自然不用调地了。
这种集体所有制经济还比较多，以物业的形式存在，但只存在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城郊村。
总而言之，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的那些农村，因为有客观需要，所以集体经济得以保持下来。多数农村集体所有制是虚化的。
比如说，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乡镇企业这个说法了。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推行乡镇企业改革，基本都私有化了，所以现在基本没有乡镇企业这一经济形态。
而且，现在经济的组织形态也不太一样。以前，乡镇企业是乡镇自己经营。但是，现在不存在这种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态了。可能在一些乡镇还有一些企业保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成分，比如以物业的形式入股，或是占股当地企业，可以分红，但乡镇不介入生产和经营，真正能够直接经营的很少。
例如华西村，它确实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成分，看上去是集体经济。但是，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是现代的股权制，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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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乱”，也不“乱”
我觉得说“乱”不太好，不准确。
不是因为它有负面的意思，而是乡村本来就是一个法律、政策进入比较困难的地方。涉及到农村的法律很多，除了我们熟悉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外，还有很多涉及农业、环境的法律。这些法律都与农村有关，但基本都没有用过。
比如，青蛙是保护动物，抓青蛙数量达到某一限度就是违法行为。但是，农民认为抓青蛙来吃是没问题的，但严格来讲这是违法。
还有养殖污染，如果严格按照环境保护法，大部分养殖都是违法行为。
所以非要说“乱”的话，这是很常见的乱。
再比如，我在河南一个村里看到了脱衣舞。当地办红白事的时候喜欢凑热闹搞演出，本意是大家为了面子而竞争，在村里热闹热闹竞人气。但是，一般的歌舞、传统戏剧没人愿意看，就演变成刺激的脱衣舞。这样的事在村庄里盛行。村民认为这是不违法的。这就是灰色地带，就是“乱”的那一部分。
但是，在乡村这是常态。这些现象并没有真正挑战基层社会秩序。乡村乱象是外人认为的。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来看，乡村秩序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认为，河南的农村比较规范、有秩序，因为其社会结构比较完整。河南的农村，家族之间相互打交道，长期不断地竞争、磨合，使得村庄内部存在较强规范，村规民约比较强。但其中家族之间、个人之间都有竞争。这就像盖房子，你先盖的这么高，我后面盖的一定要高你一点，再后面的会更高。所以在村里面看到最老的房子都是一层的高度，越新的房子越高，这就是竞争，我要压倒你。
这实际上是大部分农村的常态，它并没有失控。
乡村之“乱”的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贫困。随着脱贫攻坚基本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加上近年来农村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外人认为的乡村“乱”的色彩正逐渐淡化。
现在，农村贫困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
首先，我国是全世界反贫困战略最成功的国家。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再往前推，我们的反贫困成绩都是全球公认的。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包括扶贫开发、西部大开发，都跟反贫困有关。现在，我不认为贫困还是农村最关键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于，能不能给农民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
首先要投入资金的地方是农村公共建设。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经济上，要给农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因为住在农村的贫困人口往往只能待在农村，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让这些人能够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才是关键。
能够脱贫的人，市场力量就可以解决。有劳动能力的可以去打工，一个家庭里没有大病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打工，按现在的评估标准基本都能脱贫，不需要政府扶贫。
所以，
扶贫的关键点还是产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很重要，我们国家的反贫困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认同最大的人权就是吃饭问题，是因为这就是发展问题。在西方人看来这个观点莫名其妙，但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正确的。
要解决发展的问题，因为发展才是最好的反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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