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京广线的硬铺车厢里，老外非常多， 什么肤色都有，黑、白、黄， 品种齐全，简直像坐国际列车。相邻铺位的是三个日本姑娘，在北京大学汉语系就读；睡在我上方的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她在长春师范学院教英文；美国老太的同伴是个来自布隆地的黑人小伙子，他们好象是在旅途中偶然相识的，但黑人小伙子对美国老太的照顾却显得很富有国际主义色彩。
我同美国老太聊天，问她是否喜欢旅游，她说，基本上是喜欢的，但时间不能长，一、二十天即可，否则就会想家。我还以为她想的是美国，却不料她想的是长春，她在长春已呆了两年多了，她一再说她非常喜欢长春。作为中国的北京人，我自然是难以发现长春的如此魅力，更何况我的那些来自长春的同学都是想方设法地要留在北京。所以，我对美国老太的长春情便生出了几分困惑。
邻近铺位有两个小伙子是来自香港的生意人，他们是专门来北京旅游的。这两位年轻的商人生性健谈，他们很希望能同我们这个“小方块”里的六个人进行语言交流，但是，当他们滔滔不绝地作了好大一番努力之后，终因发现语言不通而无奈地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既不会说英语、日语，也不会说汉语普通话，只会说粤语。想想也挺滑稽，在这里，同欧美人交流可用英语，同会汉语的日本人交流可用普通话，倒是同来自香港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因语言障碍而无法交流。
在去餐车的路上，遇到三个波兰小伙子，他们来中国学中文刚刚三个月，却已经能够进行基本会话了。他们那标准的普通话发音和流利的口语表达，使我不得不叹服他们的语言学习能力。这三个学中文的留学生一个劲儿地向我打听上海和天津的服装是否便宜，看来他们在学业之余还从事着服装倒爷的行当，此番南下定是为了考察广州的服装市场。波兰小伙子们对中国的全部了解就是知道中国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以及海南岛，其它就一概不知了。他们的中文到底是速成的，一些配套的文化知识和地理知识还没来得及装备上。
从餐车里出来，碰见一对准夫妻，男士为伊朗人，胖胖的圆脸，挺起的将军肚，使我一下子联想到印度电影里的男主人公。女士为中国的北京人，原在一家饭店当秘书，偶然相识了这位伊朗人并闪电式恋爱，原计划赴美，不料美国不给伊朗人签证，只好改去日本，并打算在日本结婚。他们极坦然地向我这个陌生人描述他们相识相恋的过程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安排，他们之间显然不存在语言障碍，女方的英语很流利，男方的汉语相当标准。
回到自己的车厢后最大的发现是，那两个香港小伙子正在同两个日本姑娘用纸笔进行笔谈。没谈多久，他们就一起玩扑克，接着又下飞行棋，欢声笑语不断，使那一片狭小的天地顿时变得热闹非凡。还是生意人头脑灵活，能找到比言语更有效的交流方式。
快到北京时，乘务员开始进行铺位牌换车票的工作，其他人一切正常，只是美国老太出了岔子，她翻遍了所有的行囊也未能找到自己的铺位牌。乘务员说，按规定要罚款。美国老太满脸的委屈，我看着她那摊得满世界的大包小袋也充满同情，但女乘务员的脸却铁板一块，丝毫不为之所动。这时，那黑人小伙子站出来为美国老太打抱不平，不仅语气强硬，其气势也犹如要打架似的。女乘务员是否因此生出了畏惧心理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位美国老太最后并没有受到罚款处理。
（二）
在从西宁至格尔木的火车上，我认识了斯蒂文·马肖。他是美国人，37岁，在波士顿一家电器公司任工程师。斯蒂文此行是第二次进藏，第四次来中国，且回回都是自费。他酷爱旅游，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先把工作辞了，所以他的工作更换率极高，可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旅游迷。
进藏之前，我只知道拉萨、日喀则和羊八井，对西藏的别的地名便一概耳生。斯蒂文拿着一张英文的西藏地图，给我介绍了一些他认为也必须去的地方，如泽当、桑日、江孜等，想来也挺好笑，在中国的国土上，老外成了中国人的导游。
斯蒂文遗憾地告诉我，著名的“羊八井”他去不了，因为不让老外去。另外，他很想顺青藏线搭车旅行直至新疆的喀什，但此路也不对外国人开放，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我知道，在这条路线上，确实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而失踪、死亡，其中有旅游者、探险家以及艺术家。
我满怀崇敬的对斯蒂文谈及珠穆朗玛蜂，可他并不感兴趣，而是对西藏西部海拔6714米的冈仁波齐峰赞叹不已，他认为此山虽并不很高，却很神秘。斯蒂文问我为何去西藏，我说，很简单，只是为了旅游。斯蒂文认为，这样的回答等于没回答。我只好说，是出于对西藏的宗教和艺术感兴趣。这句话并没错，但在对西藏还是全面无知的时候，进藏主要还是出于对这块神秘土地的好奇与向往。
聊天中得知，斯蒂文始终没结过婚，当然，他不缺同居的女友。他表示目前还不打算结婚，但他希望将来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妻子，只是坚决不能要孩子。我以为他不喜欢孩子，可他说非常喜欢孩子，但不认为要孩子有什么必要。谈到孩子和家庭，我问斯蒂文，美国人要孩子主要是为了什么，他说美国人要孩子的原因非常简单，主要是觉得快乐、骄傲，特别是觉得婴儿很好玩。相比之下，中国人要孩子的原因就较为复杂些，尤其“养老”是一项内涵沉重的原因。
斯蒂文是个看问题比较客观的人，他并不将中美文化和中美社会进行绝对化的比较，而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谈及美国人比较注重自我，比较个人主义化时，斯蒂文认为比起美国社会，中国社会更富有人情味，从这一角度而论，他更喜欢中国社会。
下了火车我就没再见到斯蒂文。
在西藏日喀则的一家小旅馆里，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个美国旅游者，男者是个年轻小伙子，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女者是个老太太，看模样至少有六十多岁了。他们是在成都的旅途中认识的，然后结伴到了拉萨，又一起来到日喀则。为了相互照应，他们合住在一间二人房中，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太合适，但他们的态度之坦然足以感染得你立刻觉得没什么不合适的。更何况，那位美国老太出现在青藏高原上，让你不由地生出十二分的钦佩，要知道，这个年龄的中国老太是绝对不会有此壮举的。
他们俩见了我就抱怨这里的住宿费太贵，比在拉萨高出一倍的价。其实他们不知，是店主看他们是老外而故意把价钱提高了一倍。接着他们又抱怨太脏，哪儿都脏，而且没有自来水。我问那小伙子为何不住好一点儿的旅馆，他说，他只是个学生，并没有多少钱。小伙子在美国已学了两年的中文，基本会话不成问题，只是反应速度比较慢，常常不知该选用何词才表达准确。我们用中英文混杂着聊天，我希望操练我的英语，而他却极渴望操练他的汉语。他很遗憾的是，自迈入中国大门，汉语就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开始在香港和广州，人们都说粤语，到了西藏，人们又说藏语。
我从聊天中发现，这美国小伙对西藏的了解远远胜过我，显然，他为进藏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语言训练也包括地理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
（三）
艾思多·瓦里万是个瑞士人，不过，他拥有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他近十几年来一直是在美国度过的，出任美国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艾思多此番来中国是自费旅游，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华。
53岁的艾思多是个细高条儿，穿着很随便，说话也很随便。不客气地说，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言行举止都不像个教授。
艾思多能自费来华旅游，不能说他没钱，但他也仅仅是个“工薪阶层”，钱自然是十分有限。他对旅途中的各种费用都精打细算，能省就省，那节俭的劲头同我在国内各地旅游时的情景别无二致。
艾思多只要出门就“打的”，他不去挤公共汽车，但他只打最便宜的“面的”。他知道打“面的”只需10元人民币，也就一美元多一点儿。我陪艾思多在京城游览，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与出租车司机的一次“较量”。
那是我们去“老舍茶馆”，本来只有几站路，因塞车而绕了点儿远。车开到茶馆门口停下，付钱时，艾思多给了司机50元钱，司机找回35元，艾思多说钱不对，虽说不出错在何处，但态度却极为坚决，司机的回答是就这个价。我对出租车的收费规则是一窍不通，只能把双方的话递来递去，如此僵持了很久，司机终于无奈地退回3元钱。 艾思多还说不对，应再退还2元，司机说那2元是停车费，只要在茶馆门前停车就得交管理人员2元钱，并说有收据为证。艾思多是坚决不相信， 而司机是一脸的不妥协，我递来递去的话则是车轴儿话来回说。他们双方的僵持不下，令我很不耐烦，我当时真想掏出2元钱来结束这场持久战，但我知道， 如果艾思多在此所争的不仅仅是2元钱的话，我的义举对他则只能是一种伤害。最终的结果是， 艾思多退出了战场，但那表情是分明的不情愿。
这件事使我很感慨于西方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原则性，试想，要是中国的教授遇到此类境况，恐怕即使心里不乐意，考虑到面子也不会为了几元钱而争来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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