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
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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