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衰沉浮，企图唤起人们失落已久的美好记忆。作者理查德·艾伯林是经济教育基金会前主席，《米塞斯文选》等作品的编辑。
美丽的自由主义哲学
文
理查德·艾伯林
Richard M.Ebeling
禅心云起 译
现代世界有一个极大悖论。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自由和繁荣取代了暴政和贫困，为全球数亿人，实际上是数十亿人所享有。然而，历史性促成这一局面的政治经济制度，却饱受批评和谴责。这个政治经济制度就是自由主义。
说到自由主义，我可不是指美国“进步风格的”自由主义，以历史眼光看，一种过去所说“社会主义”（即一切经济事务的中央计划）的修正和简化形态。在“进步风格的”现代形态中，它的含义有所缓和，成了对私营企业广泛侵扰的政府监管，与基于“社会正义”优先概念的普遍财富再分配相伴随。
我也不是指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通常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虽然频频有人声称新自由主义支持狂放不羁的资本主义，可从制度上说，它实际更接近于美国进步风格的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虽然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允许它们追求利润，但也一样，广泛干预类型的福利国家与政企裙带风格的徇私腐败对真正自由竞争市场的运转构成了妨碍。
在所有这些标签中丢失的，是政治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初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面的古典自由主义与美国进步风格的“自由主义”或全球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毫无瓜葛。
真正的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即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以改善人类物质和社会环境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却已深深陷入了一个奥威尔式“记忆黑洞”当中。然而，正是这种老派自由主义，起初将人类从暴政和贫困中解放出来，这种原初形态的自由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星火尚存，繁荣局面就会继续扩大。
自然权利，如今常遭哲学家嘲笑或轻视。这些哲学家通常觉得道德虚无主义和政治相对主义更易于夸夸其谈。然而自由现代世界的根源就在于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寓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中，并且从逻辑上先于各家政府和任何人造法令，无论它们尊不尊重、执不执行这些权利。
从17世纪至18世纪，像约翰·洛克这样的政治哲学家，清晰阐明了这些权利的含义。“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洛克主张：“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件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
所有人都有保护自己生命与（和平生产或收获之）财产的自然权利。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结成了政治联合，以便更好地保护自身的权利。毕竟，人们也许不够强有力，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侵略者的伤害；再有就是，他们无法一直受到信任，当处于一时激情底下，他们对别人运用的防御性武力，可能与本身所受到的侵犯不成比例。
简而言之，约翰·洛克身后近一个世纪萌芽生长的思想，正发源于此，然后在1776年《独立宣言》的文字中，给开国先贤以激励，当时他们提及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虽然每个美国学童都背得出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可大多数美国人所不太了解的，是该文件的其余部分。在这份文件里面，开国元勋们列举了他们对英王室的种种不满：无代表课税；限制英国殖民地内贸易和工业发展，还有对外贸易管制；一大群政府官僚侵扰殖民地居民的个人和日常事务；再就是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行径。
美利坚殖民地居民对此感到愤怒和憎恶的原因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生为英国人。正是英国君主及其议会否认或侵犯了他们认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一向如此和来之不易的“一名英国人的权利”，与肆意君主权力抗争数世纪才赢得的权利。
自由是西方伟大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共同智力遗产。然而事实是，很多引起我们思索并称之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事物，正是在英国获得了思想动力。这股动力来自于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等政治哲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顿和爱德华·柯克等法律学者以及亚当·斯密等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
在过去三四个世纪里，他们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结合起来，给西方和世界的带来了政治经济自由主义哲学。最初以“英国人权利”的面貌呈现，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了无论何时何地一切人个体权利的普遍政治哲学。
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愿景和计划是什么呢？可以在接下来的五个标题下理解它们。
1.反对奴隶制度的
古典自由改革运动
首先是个人拥有自我所有权的自由。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伟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运动支持废除奴隶制。1785年英国诗人威廉·考珀的诗句成了废奴运动的口号：“我们的国家没有奴隶，那为何船上会有？奴隶无法在英国呼吸；如果他们的肺吸入了我们的空气，那一刻他们就会自由。他们一旦触及我们的家园，身上的镣铐就会脱落。”
1807年英国《废除贩奴贸易法》禁止了奴隶贸易，英国军舰在非洲西海岸巡逻，拦截前往美洲的奴隶船。这最终导致了1833年《废奴法案》。该法案于1834年8月1日，正式废除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奴隶制。
尽管不是一夜之间，英国的例子预示着19世纪末（受西方各国触动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奴隶制的法律终结。美国奴隶制的结束，不幸采用了代价高昂的内战形式，给该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几千年人类历史中，大多数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仅有少数人心中萌生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奴隶的梦想，最终在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自由支持者的感召和努力下，成为人人眼前的现实。
2.争取公民自由的
古典自由改革运动
第二次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运动为的是承认和尊重公民自由。自1215年《大宪章》以来，英国人一直争取某些基本权利的君主承认和尊重，包括禁止无理由的或任意的拘禁。这逐渐包括思想、宗教、言论、新闻以及结社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更加广泛的法治概念：正义应该是平等而无偏私的，人人在法律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使是以君主名义代表法律和执行法律的人。
在美国，许多这些公民自由在前十项修正案中被纳入宪法。这些修正案规定了，某些人类自由对于良序自由社会具有十分深刻的根本性和必要性：言论、新闻和宗教自由、武装自卫权、结社自由、防止自证其罪和不当搜查、扣押私人文件和财产，以及伴随司法公正的迅速审判。不容许任何政府胆敢剥夺或否认这些权利。
3.争取经济自由的
古典自由改革运动
第三次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为的是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各国政府，就其政治机构武力所能达到的范围而言，支配、管制和规划着其臣民和公民的一切经济活动。
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法国盟友摧毁了重商主义（政府计划体制在当时的称呼）的假设和逻辑。他们表明了，政府计划者和监管者既乏智慧、也欠缺知识、更没有能力，指导人类这些错综复杂和相互依存的活动。
此外，亚当·斯密和他的经济学同事认为，社会秩序没有政治设计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似乎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任由人们在个人自由、私有财产、自愿交换和无限制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自己指导自己的事务，此时此刻，“自然自由制度”就自发形成了，比起任何政府的指手划脚，它所能提供的财富和协调活动要多得多。
到19世纪末，这种经济自由的好处让英、美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洲其他地区迅速达成同样的事态，尽管稍缓一些，然后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渐渐实现。西方人口远远超出往昔已知或想象的规模，但产量增加和生产力提升，为数亿人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事实上，如果足够的经济自由和开放竞争继续占据上风，那么到21世纪末，赤贫状态将在世界各地成为过去。
4.争取政治自由的
古典自由改革运动
第四次古典自由主义运动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有人认为，如果自由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实行自治，那也应该意味着他们以扩大的投票选举权的形式，参与他们所居社会的治理，通过这种投票选举权，被统治的人民选择那些代表他们的利益担任政治职务的人。
自由主义者谴责英国腐败和受操纵的选举程序，让精心挑选的代言人身居议会要职，以维护土地贵族的狭隘利益，而不顾社会大多数人。因此，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美国，投票权越来越朝着普选方向发展。
这些早期自由主义者不太操心民主多数派潜在的权力滥用。事实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代议制政府》（1861年）中提出，应该拒绝给予所有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形式财政补贴或赞助的人以投票选举权，只要他们以此方式依赖于纳税人。
一旦那些获得此类再分配利益的人，可以投票扒窃同胞口袋时，就可能出现太多的利益冲突。唉，他的明智建议从未被听进去。
5.争取国际和平的
古典自由改革运动
最后，19世纪第五次古典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即便没有废除战争，也至少能降低各国国际冲突的频率，减轻战火破坏的严重程度。
事实上，在以1815年拿破仑战败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降临为区隔的一个世纪中，至少在欧洲列强之间，战争不常发生，持续时间相对较短，生命财产损失有限。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有悖于各国人民的利益。在国际劳动分工下，所有人从其他人工业、农业和艺术领域的专业化中获得互惠，而战争阻止和破坏了这种分工基础上和平生产和贸易的自然利益。所有人的生存条件，正是在这些自然利益的协助下能够有所改善，并且的确得到了改善。
由于那个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精神，出现了一些在各国政府间安排正式战争规则的成功尝试，即使战胜一方的军队，也要尊重无辜非战斗人员的生命和财产。有些条约详细规定了如何给予战俘人道待遇和照顾，以及消除某些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和不正当的战争形态。
当然，宣称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其政治经济变革的理想或目标中实现了完全的胜利，是夸大和荒谬的。古典自由主义政策还来不及得到充分遵循和实施，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和民族主义反变革力量就获得了强劲动力和影响，成为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然而，就确定一段历史时期基调和方向的流行时代精神而言，如果这个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就不能否认，古典自由主义是19世纪早期和中叶的主导理想，它以真正翻天覆地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无论我们今天仍然存有什么（正确理解的）政治、经济和个人自由，都是因为人类历史中早先的这个古典自由主义时代。
美利坚：个人自由的灯塔
18世纪末，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新国度中，出现了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相当程度的实践上，都承认了个人对其生命、自由和诚实获得的财产拥有权利。
在美利坚，只要手段是和平的，没有侵犯其他公民的类似个人权利，大多数人都能言其所欲言、行其所欲行。在美利坚这个新兴国家，贸易往往不受政府管制、支配或压迫性税收的影响，人们可在任何他们想安顿下来，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让他们看上，或提供了诱人收入和利润的地方生活、工作和投资。
这对许多人而言，似乎显得有些陈词滥调，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几十年里，很少有移民限制将大门紧紧关闭，美国于是脱颖而出，成为了希望的灯塔和应许的土地。在这里，人们可以拥有“第二次机会”。他们可以把政治暴政、宗教压迫和“旧国家”经济特权抛在身后，为自己和家人迎来新的开始。1840年至1914年间，将近6,000万人离开旧世界，开始在世界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其中近3,500万人来到美利坚。我们中许多人，都是来到美利坚“自由呼吸”的早几代人幸运的后裔。
今天，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这些个人自由的、不受束缚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以及宪治有限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和理想，这些目的是确保、维护而非减损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观念和理想，正在丢失。
它们要么正从高中和大学课程中消失，要么一旦提到就遭抨击或嗤笑，被人当作守旧过时、失去意义或头脑固执。自封的社会批评家和思想潮流引领者已经转向种族、性别和社团的新集体主义版本。这只会对自由的未来造成严重妨害。
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和精神，原初的和真正的自由主义，需要完全复活、重申和再度引入，作为美国乃至全世界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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