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下午，达州市大竹县白坝乡10岁男童小彪惨死家中，目击者称其体无完肤。当民警揭开被子，脱下孩子的衣服，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孩子从胸部以下至双脚背部位的身体全部呈红色，身体上没有完整的皮肤。就像是被拔毛后的鸭子。”小彪的母亲当场向民警解释，17日下午4点多钟，她将儿子找回后曾实施体罚。（2014/10/21腾讯网）
虎毒尚不食子，如果小彪的死的确是其母亲体罚造成，那么这堪称是一幕惨绝人寰的家庭悲剧。因体罚而致死的悲惨事件，这么多年来在国内并不罕见。有老师干的，也有父母做的，抛开下手过重、心理扭曲等原因不谈，所有的悲剧都有一个大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与孩子的教育相关。
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在畸形的轨道上已经走了很多年。本来充满阳光、爱心和力量的教育已经成了怪异的生产线，老师是工人，家长是原材料提供者，孩子们就是在生产线上苦苦挣扎的产品，衡量产品合格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成绩和考分。当孩子们成绩不好的时候，或者成绩不好还不听话的时候，责骂就来了，上升一个层次就成了体罚。
但其实，在我看来，所有的孩子都是优秀的，他们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纸上能写什么画什么，需要家长和学校去发现培养。每个人的天赋、兴趣、爱好不一样，一刀切的实际意义是毁掉了很多有天赋的孩子，他们的天赋也许不在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而在美术音乐体育甚至杂技烹饪，真正好的学习方式不是逼迫学生去学而是发掘兴趣让他学其所长，从而自发主动的学，天赋、兴趣和爱好是学习的永动机，比所谓的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效果要好一千倍。
人才需求本来就是多样化的，因为教育问题导致的人才匮乏问题现在非常突出，经常出现：一个高水平的技术工人不好找，大学本科毕业生一抓一大把却全然不顶用的尴尬事，以致高水平的技术蓝领一将难求，薪资待遇超过了许多高级白领的事情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正印证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甚至失败。
教育问题在中国积重难返，暂且搁下不提。话题又回到小彪身上。从新闻上我们还看到，小彪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小彪的奶奶就说，由于小彪不“听话”，他妈经常打他，左右开弓打耳光，棍棒打，脚穿皮鞋踢打，“反正抓到啥子就是啥子，手边有什么，就拿什么打。每次从外面找回来，都免不了一顿毒打。”最严重的一次，妈妈用绳子在小彪脖子上绑了三圈，套在窗子的铁栏杆上进行体罚。
无论是从伦理还是社会学角度，你都很难想象，这是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态度。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恨铁不成钢了。因小彪亲身父亲和母亲很早离异，我猜测，这位母亲在打小彪的时候，心里打的不是小彪而是小彪的父亲，否则出手怎能如此残忍。这个时候对小彪的体罚，已经变成一种变相的发泄，一种仇恨和怨毒通过毒打孩子来完成输出，即便不是如此，在她看来，父母打骂孩子也是天经地义，等到发现出手过重，此时木已成舟了。
关于体罚的历史，中外都由来已久，早期的相关记录可追溯到古希腊时长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不打不成才”、“玉不琢，不成器”，“棒下出孝子”等教育“箴言”，这些“箴言”千百年来都被认为是有效且必需的教育手段。而在西方基督教《圣经》中，也有“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憎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的说法。最著名的一条西方谚语是：Sparethe rod, spoil the child（拿走棍子，宠坏孩子）。
在中国古代的学塾教育中，打骂作为一种盛行的管教手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常见的体罚形式有用手脚殴打、罚站、顶砖、罚跪、饿饭、罚劳动或身体运动、掌掴或令儿童自掴，常用的体罚工具有教鞭、戒尺、木板、棍子、枝条等。
胡适曾在《慈幼的问题》一文中对私塾体罚提出批评：“轻的打手心，重的打屁股。有许多小孩子身体不好的，往往有被学堂磨折死的，也有得神经病终身的。”而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一书中，他引用了一首清末的儿歌：“《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
可见，体罚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也有致死个案，而且对未成年人的体罚往往都来自家庭和教育机构。但体罚真正的害处，还不在皮肉之苦，它对心灵的伤害更甚。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挺和顺，但因为成绩不好，经常被他父亲体罚责打，发展到后来，吊在树上用皮带抽，最终的结果同学不但没变好，反而变本加厉，性格脾气都变得乖戾异常，打架斗殴欺负弱小，成了真正的问题少年。
我同学的性格裂变当然拜他父亲所赐。不过，相对于性格变得暴躁乖戾而言，我更怕另一种畸形性格在长期体罚中诞生，那就是怯懦和奴性。
英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体罚的历史》中这样写道：在皮鞭之下俯首帖耳的狗，是一个这样的对象，它在每一个声称拥有任何人类感觉的人的身上只能唤起最深切的怜悯……一旦它被鞭打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它从前的精神和勇气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一个孩子或成人，如果他的道德，或者他对法律和秩序的尊敬，也是通过皮鞭灌输给他的，那厶情况将完全一样。
相对于这种结果，10岁男孩小彪的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唐歌 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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