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一个反对日本的日本法学家

一个反对日本的日本法学家

继罗翔之后，劳东燕，清华大学教授，这个月清空了微博。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法律是政治的近邻，政治的城门一旦失火，很容易殃及法律的池鱼。而法律人，法学教授，经常扮演着超出其专业的角色，也就承担了超出其职业的压力，自然是首当其冲的。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日本人，一位大家或许觉得陌生的法学家：横田喜三郎。

前些年，我买了夏树静子的《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一书，就想起更早时还有一本同类著作：山本祐司的《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但此书已绝版，只好找到一个复印本。陆续细读了一遍，发现这部《最高裁物语》实在比《与手枪的不幸相遇》精彩得多，也高明得多。而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知道了横田喜三郎此人。

最让我印象深刻且为之动容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了“满洲事变”，也即我们所称的“九·一八事变”。横田喜三郎专攻国际法，时为东京帝国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大学）教授，就在《帝国大学新闻》撰文批判军部的行径，直捷了当地指出：“满洲事变不是日本的自卫权行使，而是明摆着的侵略战争。”军部遂将横田斥为“反军教授”乃至“国贼”，右翼分子也骂他的文章是“帝国大学卖国教授的大毒草”，并威胁说要“以爱国大众之名加以国民性的处罚”，“当局如果不予制裁我们将自己动手”。

此时横田去了上海参加学术会议，他在东大的导师三次给他发去电报，劝他暂时在外观望，但他不为所动，仍毫不犹豫地回到国内。

校方又劝横田停课，他最初表示同意，但考虑再三，自信他对“满洲事变”的批判在国际法上本是堂堂正论，于是横下心来，贴出了复课通知。结果，大教室里有七百位学生等着他，他一出现，顿时掌声雷动……横田后来回忆：“由于感动，我禁不住流出眼泪来。掌声也久久不停。从来没经历过那样感人的场面。当时，政府被军队给拖着，报纸等舆论也渐渐变得支持日本的军事行动。所以，孑然一身、倍感孤独。讲课的内容并没有涉及满洲事变，学生们正直地接受了我的讲课。”

这样的教授令人赞叹。这样的学生也令人赞叹。

横田喜三郎在我们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像他这样的人，日本一直都有。比如，考证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井上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敦促首相安倍晋三承认侵华历史的宫崎骏，都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名字——因为，中国人特别喜欢利用他们的言论来敲打日本政府。

这些有正义感的日本人确是了不起的。但我以为，他们最了不起的地方，并不在声援中国，而在于——反对自己的政府。可以想见，反对自己的政府，总要被当作反对自己的国家、反对自己的人民的。

有几个人扛得住那种“孑然一身、倍感孤独”，甚至听不到掌声响起的处境呢？

但需要说明，横田喜三郎并非一个始终批判政府的法学家，相反，二战之后，政治情势倒转，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也与时俱进，从“反战”转向了“冷战”，是为横田的所谓“转向”和“变节”。这个时候，铁幕两分世界，东西阵营对峙，而横田则坚定地选择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并支持日美的“新安保条约”：“单靠自身力量能确保和平的也只有美苏，中小国家不可能。武力这东西还少不了。所以，只有同样体制的国家联合起来确保和平。按制度划分日本属于西方阵营。集体自卫这种方法是现实和理想的调和。从这种意义上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的应走之路。”他对国际政治的这一立场，与胡适、雷蒙·阿隆是不约而同的，自然谈不上是什么污点，相反倒是他法律生涯的又一亮点。

1960年，正是“新安保条约”问题沸沸扬扬的时刻，横田被任命为日本最高裁判所长官（即最高法院院长），在地位上达到了一个法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也成就了他“学而优则仕”的完美人生。

以横田这样一个“有故事的人”，在我们这里却寂寞得很，在网上只能搜索到他的简单介绍，可以说是一个被中国人完全忽略了的人物。不过，在民国时，他倒有一些论著已被译为中文，我通过“读秀”检索到以下这些（国图、上图、孔夫子旧书网皆阙）：

《亚细亚孟罗主义批判》（吴宿光译，现代书局民国22年版）

《国际法》上册（韩桂琴译，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

《美国积极的远东政策》（郭达译，收入《各国作家论欧洲第二次大战》，生活书店民国29年版）

《满洲问题之国际化》（收入《日本人民对东北事件公论》，沈叔之、吴觉农编译，黎明书店民国32年版）

此外，据郭渊先生的论文《从南海九小岛事件看民国学者对南沙主权之论证》，横田还有一篇《无人岛先占论》，1933年竟同时出现三种中译（何鼎译，载《中央时事周报》；梁佐燊译，载《南方杂志》；易野译，载《国际每日文选》），可见其一时影响甚大。

这些年来，法学史家越来越重视挖掘近代以来 “法律史上的失踪者”，但似乎仍限于本土人物。而中国法学的发展，跟西洋东洋的影响实在是分不开的，那么，像横田喜三郎这样一度对中国法学发生过影响的人，是不是也应属于“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