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鲁迅先生生日，对于先生，向来是尊重的，每每想到先生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心中不免一痛。但今天说点别的。
最近有个群的朋友们为鲁迅是不是穷人争得不可开交。鲁迅的穷富直接关乎他之后人生的选择，以及写作风格，这个没毛病，但扯到只有无产阶级才会为无产阶级说话，我脑子就有点大。我见过无数自私自利的无产阶级，穷得没功夫搭理别人，像王秋赦那种恨不得隔几年就来一次运动的不在少数，我们所见的公诸于大众的巨贪大都来自寒门，因为穷怕了，能贪就抓紧分分秒秒地贪，倒是出身豪门的反倒有大把的财力和精力关注弱势群体，咱不差钱，贪那干啥。
现在就回到鲁迅究竟穷还是富的问题。先来看看鲁迅的家庭。
鲁迅在还不是鲁迅的时候，是绍兴周家的大户人家，大户人家还不够富的程度，超级富豪应该比较准确。周家房产有老台门新台门，老台门住不下了才添了新台门。新台门有80多间房子，占地面积4000多平，建筑面积却有5000多平。商昌宝博士调研考察后说，多出来的建筑面积，是因为新台门的许多楼都是两层楼，鲁迅结婚的时候，住的就是楼上。老周家是五进院的大宅院，同时代的徐志摩家也就四进。太平天国几乎毁掉了整个江南。老周家也同样遭遇了不测，他爷爷的大姨太被太平军糟蹋了，当然这样的冲击带来的只是家庭的内部矛盾，而没有伤到周家的筋骨。
真正构成巨大冲击的是周树人的爷爷因为贿考进了监狱。
在北京做官的爷爷因为高祖母去世回乡丁忧，同房族的亲戚朋友想科考走点捷径，就几家人合凑了一万两银票送给主考官，主考官是周树人爷爷的同门，构成了典型的同学腐败案。事发之后，周树人爷爷被判斩监候，死不死，哪天死，得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他爷爷住在杭州监狱的一个单间里头，在监狱里可以随便走，瞎聊天、讲笑话、骂大街都可以。最奇葩的是姨太太和小儿子在监狱旁边还租了一栋两层楼的小楼，雇了俩保姆，每天给监牢里的周福清送饭。周作人也陪着去坐过监狱。
周家这么有钱，有人就问，周树人为什么又是借贷又是跑当铺呢？事情发生在周树人的爸爸生病了。爷爷为了爸爸高考舞弊，然后被抓进了监狱，爸爸很郁闷，抑郁成疾就是这么来的。老周家遍请名医，一个名医的出诊费一次是一个大洋零四毛。
商昌宝博士曾算过一笔账，一个大洋能干什么？能买一袋米，当时一袋米就是今天的170多斤。老爹两年多病下来，光出诊费就了不得。鲁迅在文章中说他跑了四年当铺，昌宝博士说问，你家徒四壁的话，能四年来持续有东西可当吗？
周树人的奶奶还特别喜欢请人到台门里唱戏，请戏班子不光是给唱戏的钱，还得租船，船小了船少了都显不出排场，12岁之前的周树人说，船租小了，他奶奶就很不开心。
但不得不承认，经过爷爷的科考坐牢案，和父亲的久病不治，老周家确实家道中落了。即便是他父亲去世，周作人1899年的日记还写到，那一年他们家出去收地租差不多合4500斤粮食。
我在南京访问潘知常教授时，他谈《红楼梦》，说曹雪芹和周树人对于家庭的变故有着切肤之痛，从富庶到贫穷，对人世的苍凉、对人性的反复，都有着傻白甜永远无法感知的创剧深痛，我后来写张爱玲也一样。所以，你永远不能拿冰心撒向人间都是爱的生活鸡汤与一字一句都戳着生活痛点的张爱玲比。
当我们说完老周家的变故后，再来说周树人本人。
1912年，周树人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外省青年来到北京，落脚在绍兴会馆，即宣武门外南丰截胡同，一住就是7年。绍兴会馆的渊源起于周树人高考受贿的爷爷周福清点翰林。到北京的第一天，几十只臭虫为鲁迅举行了欢迎仪式，一夜不能安枕，只好挪到大方桌上睡眠，绍兴会馆的臭虫因为曾经咬过一位大文豪而暴得大名。当时的周树人在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苦闷与彷徨，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这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不展。他经常夜饮，一街之隔的广和居，一年要去几十次。他是在那个时期理解了阮籍、嵇康的魏晋风度，和黑暗年代的人性挣扎。去看望他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枕头边上都是古碑抄本，便善意的说他浪费生命。周树人环顾闷热的陋室，不禁彷徨与呐喊：“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是要被闷死的——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出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醒来却依旧无处可逃，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要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
绍兴会馆颓败的老建筑，让周树人产生了著名的“铁屋”比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绍兴会馆的寂寞与压抑，打造出了一位呐喊的战士鲁迅。鲁迅透过姨表弟的迫害妄想症，窥视到一个时代的病情，1916年创作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写出来《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可以说，鲁迅是到了绍兴会馆才成为鲁迅，而之前，他只是文学青年周树人，一个逃婚的外地人，一个不会搞人际关系的小职员，一个毫无斗志的悲观主义者。
1917年，鲁迅推荐弟弟周作人到北大做文科教授兼国史编撰员，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兄弟俩并肩在北京创业，一来抵消了长期折磨鲁迅的孤独感，二来改变了他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面貌。1917年开始，两颗文坛新星冉冉升起，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了巨大声誉，也赋予了他们稳定的高收入。于是，兄弟俩合力，在八道湾购置了一套四合院新居。兄弟俩能很快购置房产，除了稿费收入，很大程度也与都在教育部门任职有关。
不管我们说那一时期的鲁迅多么苦闷与彷徨，都与物质无关。他当年在教育部的月薪是300元，年薪就是3600块，那时候教育部一个科长（最高也只相当于一个副处级）的年收入大约能买上9间房，加上一个院落，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是一座豪宅。当时教授工资也不低，一般是200大洋以上，中学教师也有100多。查询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工资条，他绝对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1912年8月至10月，领半薪125元，11月领足月俸220元，1913年2月增加为240元，1914年7月增加为28元，1916年3月增加为300元，而1919年北大一级教授胡适、杨荫庆、辜鸿铭、陈汉章、马叙伦、蒋梦麟、马寅初等人的月薪是280元，三级教授周作人的月薪是240元，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120元，图书管理员毛的月薪是8元，同时期美国教授的月薪是219元。当时北平的生活水平，大概是穷人阶级一年100元养活5口人。鲁迅是袁世凯钦定的教育佥事，直到1925年8月12日，因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被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职务。
鲁迅成为鲁迅之后，在北京搬过好几次家，跟周作人闹掰后去了砖塔胡同，砖塔胡同61号的几间屋子与邻里没有太多阻隔，鲁迅在这里真正熟悉了许多底层人民，他们的悲欢也真正开始介入他的生活与思考。
1924年2月7日，大年初二，鲁迅一夜未眠，远近的爆竹声缠绕着他的思绪，也缠绕在他的笔端。“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祝福》这篇满载着底层民众悲惨经历的小说，就这样在砖塔胡同61号（后来的86号）的灯光里画上句号，后来，这篇小说被收入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彷徨”，更像是这暂住的居室和动荡的世事带给他的情绪。
鲁迅在砖塔胡同低矮的北房里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小说，以及《娜拉出走之后》、《幸福的家庭》、《未有天才之前》等论文。次年5月25日，搬进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这是他在北京最后购置的居所，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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