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都是在“以诗证史”，但是我所关怀的是“以史证诗”，而最终我希望人们认识到，诗与史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分割开来的。中国古典诗歌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也代表了历史上具体个人的心声，很多诗创作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场合，读诗是直接聆听这些个人在具体特定的社会场合发出的声音，因此，这些诗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叙事，而且，它们不是大叙事，而是众多的个人小叙事，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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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早期中古中国》杂志主编。除三联版“田晓菲作品系列”外，还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影子与水文：秋水堂自选集》等。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曾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哈佛大学文理研究学院门德尔松优秀导师奖、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孟旦百年中国艺术人文研究课题奖。
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
第一问
《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的中文版近期已在大陆面世，首先能否谈谈您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田 晓 菲
就像我写其他书那样，最初总是从阅读开始的。在阅读、教学和研究的时候，注意到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有意思的问题，有话要说，因此开始写书。每写一本书，我都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说出一些新东西，打破一些成规，为后来人再打开一些新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但是归根结底，研究和写作的过程，是一个把阅读、研究、思考所得，变成系统的、清晰的、有理有据的文字的过程，是一个给自己带来满足和愉悦的过程。
田晓菲《赤壁之戟》中英文版封面
田晓菲于2013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开设 The Worlds of the Three Kingdoms（三国的世界）课程，将世人对三国世界的迷恋扩大到整个东亚范围考察
第二问
“三国”的故事传颂甚广，讨论也层出不穷。您在《赤壁之戟》中，独辟蹊径地归纳了两种既成的“三国”意象，即“建安”（文）与“三国”（武），两者“唤起的联想截然不同”，您是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两者的关系的？
田 晓 菲
建安和三国所指的基本上是同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有所重合。文学史上的三曹七子也正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我觉得二元思维定式常常带有局限性，也过于简单化。可以考虑第三种途径，甚至第四第五种途径，来思考一个文学现象和历史现象。
当初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动力，是打破研究领域中人为的界限和隔阂，同时，也把这些界限和隔阂本身作为我们反思的对象。
第三问
除诗歌、文赋、小说等传统“文本”，《赤壁之戟》的后半部分还关注了电视、电影对三国的复现，甚至留意到电子游戏乃至同人写作，打破了“雅俗”的边界，也给很多读者一种“打破次元壁”之感，您是如何关注到这些领域的？
田 晓 菲
我相信差不多每个现代人都会看电视剧、电影，而一定年龄阶层的人也有很多都玩过这类那类的电子游戏，看过网络文学。这些文化形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应该是学者关注的对象。此外，我们常以为古代社会文化有一个非常截然的雅俗分界，但是其实并非如此，这其实正是另外一个需要打破的二元思维定式。
左上：1994年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
左下：日本光荣公司开发的《三国志》游戏
右：2008年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海报
第四问
您之前的几本作品这次也重新再版了，其中《尘几录》探讨了手抄本文化，这是一个在西方学术史上常被提及的传统，其研究至今不衰，汉学传统里是如何开始关注这一现象的？时至今日还有哪些研究空间和核心问题？
田 晓 菲
对具体抄本的研究中外皆有，但在我出版《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一书以前，中国文学研究界好像还很少见到“抄本文化”的概念。相反，人们最多关注的是“印刷文化”。现在，“抄本文化”的说法已经成为学术语言的一部分。
学者们对上古中国抄本研究最力，这和近年来频繁发现新的上古写本有关，但是上古写本和中古写本的抄写与流传并不一样。2010年我在哈佛大学组织召开过一个“手抄本文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上古、中古、帝国晚期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旨在探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抄本文化的特性，这据我所知似乎一直还是唯一一个跨历史时代的抄本文化国际研讨会。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把抄本研究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抄本研究不应该停留在物质文化和版本研究的层面。
2010年田晓菲在哈佛组织召开的“手抄本文化国际研讨会”（Manuscript Cultur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会议议程（ 图片可向下滑动浏览 ）
第五问
这次系列的四种作品，都以“中古中国”为出发点。英文学界用“Medieval China”指称“中古中国”，实际上Medieval针对欧洲文明而言有基本确定的历史时期，然而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历史线索，“medieval”只能是相对的，随着“中古中国”学者学术活动的推进，这个概念的意涵似乎也在不断扩充。是否能分享您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田 晓 菲
在英语里medieval studies确实主要和欧洲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虽然近年来开始出现很大的松动，也开始有学者对“中古”这一词语潜在的目的论内涵提出批评。
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把medieval还原到它的本义：“medieval” 这个字的本义是“中间的”，相对于前、后而言，并无特殊的文化专指，在我看来任何文明都可以有“上古、中世、近代”的分期。这种大的历史分期，其边界往往比较模糊，也常常引起学者的讨论和争论，但它也可以为我们思考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和大的文化变迁，提供理解上、概念上、言说上的方便，也比用政治朝代分期更加全面合理。
我对中国中古时期的界定大概是从东汉到北宋，这和技术革新、文本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变革、以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等等方面的相应变化都息息相关，“抄本文化”是“中古”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目前在担任英语学术杂志《早期中古中国》的主编，这份杂志正是把汉末到初唐作为“早期中古时代”的两端。
田晓菲主编《早期中古中国》（Early Medieval China）2022年卷第28期
第六问
您曾写文章聊过“以诗证史”这一传统文史研究方式，但谈论的是19世纪的“诗-史”关系。这四本书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这个问题？能否在早期中古文学的视角下，再简单为我们剖析一下“诗”与“史”的关系，以及您对“以诗证史”的看法？
田 晓 菲
很多研究都是在“以诗证史”，但是我所关怀的是“以史证诗”，而最终我希望人们认识到，诗与史不是可以这样简单分割开来的。
中国古典诗歌既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也代表了历史上具体个人的心声，很多诗创作于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场合，读诗是直接聆听这些个人在具体特定的社会场合发出的声音，因此，这些诗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叙事，而且，它们不是大叙事，而是众多的个人小叙事，弥足珍贵。
第七问
您的这些作品常被认视为“解构”之作，您是怎么理解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与建构问题的？长期在西方“东亚系”的架构中研究中国文学，会带来什么特殊的机遇与挑战？您又是如何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中甄别、平衡并融汇不同文化背景的学术经验的？
田 晓 菲
解构不是消解或者毁坏，而是研究一个东西如何生成的，往往是提出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顺便说到，学者需要知识，也需要常识；没有常识，则知识也可能白费——因此，“解构”是建设性的。我觉得我所做的很多工作，其实是为后来者开辟新的研究路径和提供新的问题。
在东亚系架构中研究中国文学，好处是和其他东亚或者中国研究领域的同行比如历史学家、宗教学家有跨学科的互动，遗憾则是和其他国家文化的文学研究者缺乏互动，而文学研究是有自身的学科特征和学科语言的。挑战和机遇往往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学研究者要有能力向其他学科的同事解释文学研究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如果永远置身于“自己人”当中，就没有必要解说，当然会很舒服，但是它有时也会使得文学研究者忘记我们的工作目标到底是什么、又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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