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向文化传承与创造之主体——士人阶层提出的问题是：重新接续并弘扬先秦士人那种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精神，去积极创造，有所树立。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期望。
——《宋金元文艺思想史》
宋代士人人格理想的重新确立
关于人格理想的话语是先秦士人在春秋战国那样特定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提出的。他们作为被抛到战乱相继、动荡不已的社会中的新兴知识阶层，极欲有所树立、有所作为从而摆脱自己“无恒产”“无定主”的不利境遇。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人格理想，实质上乃是表明自己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态度，也是他们面对各种外来刺激进行自我充实、自我砥砺以便维持心理平衡的有效方式，同时还是他们为自己的规范对象——君主所设计的榜样。
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论语·学而》），“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以及“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仁者不忧”（《论语·子罕》）等，都是关于儒家人格理想的话语。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以及善能“自反”（《孟子·离娄下》）、“求放心”（《孟子·告子上》）、“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的“君子”等，也是儒家的人格理想的相关要求。其他如墨、道、农、法等诸子百家也都依据各自的救世之术而提出自己的人格理想。事实证明，先秦诸子虽然自己也未必都能做到他们提出的人格理想的相关要求，但倘若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提出自己的人格理想，这本身即标志着一种主体精神的高涨，标志着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意识的增强。
秦汉以下，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士人阶层的人格理想也日渐委顿。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大肆宣扬限制、规范君权的士人精神，算是先秦士人主体意识的“回光返照”。到了李斯之流，则已全然沦为君权的工具。汉代士人困于经籍——今文家阐发所谓“微言大义”而流于玄虚幽邈，渐渐趋于神学一路；古文家留意词章训诂，并不大关怀形而上价值之域。因此，汉代士人能自我约束，有进取精神者亦不过以做循吏、守名教为理想，等而下之则不免为酷吏、做利禄之徒了。
六朝之士族为士人阶层之变体，其虽能与君权保持一定距离，不屑于做君主的工具，但由于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他们大多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在精神生活方面则亦过于倾心于与其贵族身份相埒的清谈玄言与雅化的诗文书画。精神上的玄妙高雅与立身行事上的世俗平庸常能并行不悖、相映成趣，而说到人格理想实难与先秦士人相提并论。
唐代文治武功均空前绝后，诗文书画都大有可称道者。然而唐代士人的人格理想却并不超凡拔俗——他们的理想大抵仅限于能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唐代君权的强大严厉与开明宽容并存，使得士人阶层一方面不敢存超越其上以规范制约之的非分之想，另一方面又乐于为其效命、甘当工具，这大约是唐代士人在主体精神与人格理想上并无突出表现的主要原因了。即如韩愈这样于有唐一代最有超越精神与使命感的人物，受时风浸染，亦奔走干谒而不以为耻。盖于彼时诸如或面称，或谀墓，或自荐，或请托，为求一官半职而卑躬屈膝者，实为普遍风气，不足为怪。这是一个功利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宋儒却是要重新挺立主体精神与人格理想而“大做一个人”了。这也恰恰应了物极必反那句话：晚唐五代士风靡弱之极，在杀人如草芥的军阀面前，在如走马灯般的朝代更替面前，士人的最好表现就是像冯道那样周旋委蛇（宋明道学家常常以极轻蔑的口吻贬斥冯道实是迂腐浅陋之见，苏辙《历代论》中的评价较为公允）。
宋代士人有鉴于五代士风之委顿，又适逢宋代君主极重文教之国策，于是一反五代之风，大力倡导自尊自贵、自我砥砺的人格精神。宋初虽承五代余绪，士人阶层大抵沉浸于浅吟低唱之中，然而追求人格理想的意识却也开始觉醒。例如，太宗时的儒者赵湘尝作《正性赋》谓：“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从而正之，则为仁，为义，为刚直，为果毅。……士君子立身，将保太和，决利贞，非正性则不可得……”古文家孙何亦云：“何闻道所合，不以远近高下制其中。何尝执是说以内盟于心，而外俟于人？由是内必正，出必直，……何则？道者，天下重器也，非力古而经、勇乎义而仁者，殆弗克荷。……惟是立诚于儒，励心于文，舍乎文则盲无识矣。”前者讲士君子立身处世必须修身养性，追求高尚的人格境界；后者则讲文章必以高尚的人格境界为依托才能写好。这里已然透露出宋代士人高扬人格理想之端倪。然而真正对造就一代优良士风起到至关重要之作用的还要算范仲淹。
范仲淹在宋初实为士人精神之代表者。这首先表现在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上。他在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士人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之主体精神最为集中也最为恰当的表述。在他看来，最好的帝王是那种重用贤德之士而自己却不干涉具体事务的人。其云：“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心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这表明他实际上是将士人视为国家的真正管理者，而将帝王视为为士人们创造有利条件的人。这种精神只是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诸如《淮南子》这样较多保留了子学时代之士人精神的著作中才有。从这一点即可见出宋代士人伟大的进取精神。
在人格理想方面，范仲淹赞赏那种敢作敢为、有担当精神的人物，他说：“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未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他所欣赏的当然是那些“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的人，而他自己也恰恰正是这样一种人。作为“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范仲淹以实际的行动表明了自己的人格追求；同时作为名重一时的政坛、文坛前辈，他又按照既定的人格标准奖掖扶植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宋代文化学术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范仲淹的人格以及他对于宋代士风、宋代学术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宋儒已是有口皆碑。欧阳修说：
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王安石尝于《祭文》中说他是“一世之师”。朱熹亦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史家亦云：“感论国事，时至泣下。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由此观之，范仲淹是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的感召与激励下，首先起来重建儒家人格理想话语，并得到宋代士人普遍接受的人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范仲淹在纯粹学术话语的建构方面并无特殊贡献，但他在宋代士人心态史以及宋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地位。
范仲淹之后，重名节、重人格，自我约束、自我提升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风尚。欧阳修直言敢谏，名重一时。王安石说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宋史·欧阳修传》评价他“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从中既可见欧阳修的人格修养，又可见宋儒所奉行的人生准则。王安石虽因变法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举措缺乏审慎的考虑而广招物议，但他的为人，即人格修养，却得到大多数士人的由衷赞誉。即便对其变法之举及其学术并不赞同的人亦往往称颂其德行。如黄庭坚说：“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陆象山亦云：“……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山川炳灵，殆不世有……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这些亦足以说明，王安石在人格修养方面确有卓然不群之处。
但是，宋儒的人格理想却不仅仅限于做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世间完人”，他们更有超越的人格追求。盖于范、欧、王诸儒之时，这种人格理想尚未达于学理化，也就是说，它还是一种自己身体力行的道德原则。只是到了道学家那里，这种人格理想才不仅是具有实践性的行为准则，而且成为具有细密学理的一门深刻学说。
道学家所追求的是一种圣贤人格，即所谓“圣人气象”。道学的“北宋五子”，人人以圣人自居。周敦颐一部《通书》就是教人如何做圣人的。例如，论“诚”是讲“圣人之本”，论“仁义”是讲“圣人之道”，论“思”是讲“圣功之本”（即作圣之功），等等，并直言圣人可学，这是对孟子“人人可以为尧舜”思想的继承，是宋代道学家追求超越人格之精神的体现。张载更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远志向，其“变化气质”与“大心”之说，亦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成圣成贤之法门。二程所谓“居敬”“穷理”“涵泳主一”等是人格提升的“工夫”；“浑然与物同体”“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则是圣贤人格之境界。至于道学家那套在学理上探赜索隐、深刻细密的“心性之学”，全然是关于如何发掘善根、存养涵泳，然后成圣成贤的本体与功夫理论。可以说，儒学发展到宋代，人格的自我提升与心灵的自我调节便成了主要的价值取向。
宋代士人精神人格的重新确立是宋代文化乃至于此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这种重要性还不仅仅表现在士人阶层之主体精神的重新挺立上；更重要的是，一种更为成熟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结构形成了。宋代士人，准确地说是仁宗朝之后的士人，不仅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承继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广采博取，于老庄佛释之学中汲取了大量的精神营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格结构。这种人格结构与汉唐士人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汉唐士人的人格结构基本上是二维的——或进，或退；或仕，或隐；或以天下国家为本位，或以个体心灵为本位，二者取一。这是典型的二项对立的思维模式。
宋儒则不然。他们渐渐形成这样一种人格结构——融进与退、仕与隐、以天下为己任与个体心灵的自由和超越于一体，他们不再以退隐作为修身养性的必要条件，也不再以仕进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他们在进中能退，在仕中能隐，或因个性原因而不愿出仕，也决然不会于天下之事毫不萦怀。就其大体而言，宋代士人即使仕途遭遇较大挫折，亦不轻言退隐；即使仕途极为顺遂通达，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为。在穷困蹇滞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并保持心气平和，在官运亨通之时又能存留一颗平常之心——这正是宋代士人所追求与向往的人格理想。苏东坡尝言：'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子由亦云∶“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这是宋代士人普遍心态之反映。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以这种“自得”“坦然”的心境去建功立业，去“治国平天下”。
中国文艺思想通史
第五卷 · 宋金元文艺思想史
主编 李春青 张海鸥 赵维江
定价：568.00元（全三册） 开本：16开
ISBN：9787303270149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本书由著名学者李春青、张海鸥、赵维江担任主编，国内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参与撰写而成，分上中下三册，共11编40章，总字数近200万。本书内容包括宋金元的诗学思想、文章学思想、词曲学思想、书画艺术思想、政治与文艺思想、佛教道教与文学思想、儒学与文艺思想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宋金元时期的文艺思想，是国内第一部宋金元贯通的文艺思想史。本书体例独特、视角新颖、结构完整、论述严密，有不少新的学术创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本丛书入选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第七卷 · 清代文艺思想史
主编 党圣元 李正学
定价：398.00元（全三册） 开本：16开
ISBN：9787303270156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本书共4编27章130余万字，分为清初的文艺思想、清中期的文艺思想、清代前中期的其他文艺思想三个部分，全面论述了清代（不含晚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本书在论述每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时，都将该时期的文艺思想分为诗学、散文、词学、小说、戏剧、绘画、书法、园林、音乐等部分加以专题的论述和阐释，专题论述部分都既有概述阐释又有以代表性人物的文艺思想为中心的论述，既有清代文艺思想历史发展脉络的描述，又有典型人物文艺思想的分析，本书将清代文艺思想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丛书入选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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