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晚清政治变局与财政体制异化》

图片拍摄：王笑

在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历来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而成为统治秩序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晚清财政具有集权体制的通病，主要表现为：

“原额主义财政”：固守量入为出原则，难以适应和引导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一种偏于保守性质的农业财政；

“黄宗羲定律”效应：无法控制税收正额之外的附加性和追加性征收日益增多，出现了“第二财政”，民间税负日益加重的趋势难以抑制；

“棘轮效应”：所有资源单向集中于朝廷，使其在体制弊端严重之状态下仍可得到赖以维持生存的资源，而地方官员却因财力困窘而难以应对日常公共需要和突发事件。等等。

19 世纪中期以后，集权体制的负效应日益突显，中央政府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而新的观念和体制却无从形成，这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在中西交锋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内外交互作用下，奏销制、酌拨制、京饷协饷等旧制度被彻底打破。为了避免就地垮台，朝廷只好接受地方自行组建军队和地方自行征收赋税的做法，财政上不再坚持“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开始动用各种办法、手段来获取财源、拼凑军费，于是事情开始发生变化，财政体制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

地方督抚为运筹战争经费自行征收赋税并获得事实上的支配权，户部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地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数据，而出现了省级地方财政。这是真正的财政分权，以前从来没有过；

不再一味坚持原额主义，财政收入的获得更多地根据现实需要，由传统农业型财政向工商业型财政转变，这一转变是被迫的，却与 17—19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财政转型进程相类似；

为增强朝廷财政需求与地方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协调性提供了某种可能，而传统体制下地方公共事业通常是被忽视的。……

总的说来，清政府坚持不懈地走集权之路，结出的却是分权的果；动用所有资源力保皇权千秋万代，国家却一步步地走向了共和。集权的结果是分权，专制的结果是共和，一切都走向了反面，是为晚清财政体制的悖论效应。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清末新政”，虽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消亡的命运，却被动地为未来走向共和的新型国家体制做了一些制度的和技术的准备。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史述论稿》、《李炜光说财税》（再版：《大家的财税学》）、《权力的边界：税、革命与改革》、《税收与社会》、《魏晋南北朝财政史》、《正说包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