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时尚城市研究院》。这里是原稿，约6000字。
1958年，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大楼。
文字专家周有光接待了一位北京市公安局派来的工作人员。来人带着一张写有奇特文字的纸，说是出自湖南省江永县某女子之手。该女子独自来京，说话无人能懂，写字无人能识，公安局只好向国家文改会的专家求助。然而周有光也不认识这些文字。他直觉以为那只是某种少数民族文字，建议来人再去问问民族学院的专家。[1]
三年后，一份收录有同样文字的材料被送到国家文改会，再次被先入为主视为某种少数民族文字而未引起重视。与此同时，在湖南省江永县的档案馆里，有一套内部刻印的未定稿《江永县解放十年志》，内中也静静躺着一份关于江永县存在“女性文字”的调查资料。资料的撰写者是该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此时正被运动波及，已不得不离开文化馆回乡务农。[2]
还要再过二十年，世人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些来自湖南江永的特殊文字，乃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女性文字。而那时，能够辨读并使用这些文字的女性，已寥寥无几。
一、诞生地
江永县旧称永明，位于湖南省南部，与粤桂接壤，自古是汉人与少数民族（瑶民）杂居之地。据1999年的统计数据，当地有人口24.62万，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12.4万，占到了总人口的半数。境内主要使用西南官话、土话与瑶语三种方言。[3]
女书便产生并活跃于此。
所谓女书，顾名思义是专供女性使用的文字，在江永当地“传女不传男，男人不学不用”[4]。
就文字学定义而言，这是一种“音节文字”，即用一个文字符号来表示一个音节，并间接表示一组同音或近音但意义不同的词。就造词规则而言，女书主要改造自汉字，由点（・）、圈(O）、竖（I）、斜（/）、弧（丿）五种基础笔画构成。书写时斜笔居多，多数文字向左倾斜。改造方式包括将汉字的横线和竖线改成斜线和弧线、将汉字的笔画拉伸变形或者反写、对汉字的笔画做增减等。
下图是女书《祝英台唱本》，右起第一句（红框部分）的文字是“不唱前王并后汉，听唱英台女娇娘”。不难看出，其中仍存留着较明显的汉字痕迹。[5]
女书出现在江永不是偶然。
明清时期，生活在湖南南部的苗瑶民众本就有着仿造文字的习俗。乾隆初年，湘黔桂三省交接地带的苗瑶民众曾举起义旗，武装反抗清廷的统治。在镇压过程中，清廷发现义军传递信息使用的是特殊文字，官军之中无人能够读懂。镇压结束后，清廷遂颁布禁令，严禁当地百姓仿造文字：
同一片土地上的百姓，既然可以造出官府认不得的“篆字”，当然也可以造出仅供女性交流的女书。
二、诞生年代
可惜的是，因文献记载奇缺，今人已很难考据明白女书的具体诞生时间。
有些学者认为女书比甲骨文还要古老，这说法恐怕不能成立。毕竟，如果一种文字自先秦时代便存在，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人在使用，中间自两汉至明清却完全找不到文献记载，实在不合逻辑。
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女书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由湖南新化人曾继梧编著。
书中提到，永明县（江永的古称）每年五月有祭祀花山庙的风俗。活动期间，妇女们焚香膜拜、持扇歌唱，“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7]清末民国年间，江永女性确有将女书写在扇子上以便唱读的习俗，《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所载歌扇上那些有些像蒙古文的“蝇头细字”，正是女书。至于江永县没有认识女书的男性，自是因为男性不关心女书，也不关心女性的表达需求。
相比文献记载只能追溯到民国，女书的文本传承可以追溯得更远一点。
学术界正式注意到女书，并致力于搜寻女书文本，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先是江永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周硕沂，于1954年在上江圩乡找到一位精通女书写作的妇女胡池珠，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些女书作品原件，并将其中两篇寄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不久后，省文化部门来人调查，在周硕沂的帮助下又写成了一篇女书调查报告。不过，因当时缺乏研究女书的客观环境，这些发现与调查昙花一现，很快消失无声，仿佛未曾发生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永存在妇女专用文字的相关内容才被正式写进了《江永县文物志》。[8]
大约同期，学者宫哲兵在邻近的江华瑶族自治县调查时，也发现了女书的线索。他一路追踪来到江华县，先在该县肖江乡白水村找到了题为《何西静口述》的女书文本，后又得到周硕沂的帮助，发现了还能书写、唱读女书的高银仙、唐宝珍等老人，并找到了更多的女书文本。宫哲兵将发现写成论文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女书迅速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热门研究课题，越来越多的女书文本在田野调查中被发现，总计有数百件之多。通过研究这些文本，宫哲兵得出一个结论：
简言之，女书的诞生时间应早于咸丰时代，大体是清代中期，无法上溯至明末清初。
三、独立表达与隐秘交流
女书由何人创制，已茫茫然无从考证。
江永当地流传的“九斤姑娘造字说”“宋朝皇妃胡玉秀造字说”“瑶族姑娘盘巧造字说”等，皆无法得到文献与田野调查的佐证，只能归为民间传奇。唯有一点可以肯定：世间出现了女书，必是因为女性有独立表达与隐秘交流的强烈需要；正如乾隆年间湘黔桂三省交界地带的苗瑶民众“捏造篆字”，是因为他们有避开官府做隐秘表达与沟通的强烈需要。
女书文本恰足以证明这一点。
就现存女书文本的内容来看，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描述女性日常生活、自述人生苦难、坐歌堂（女子出嫁前的唱歌活动）与结拜姊妹间的通信。前文提到的女书《何西静口述》，便是何西静老人在自述其悲惨的一生。
内中说，老人三岁时没了爹，十四岁时母亲与姐姐去世，二十岁时被兄长做主嫁了人。夫妻生活五六年无生育，公婆张罗着给丈夫娶妾，自己无奈只能接受，不敢有半句怨言，且要努力将一夫一妻一妾的三口之家经营成“多和气”“没点忧”的状态。谁料小妾突然逃走无影无踪，丈夫心痛人没了，又心痛钱粮打了水漂，胸中恶气难消，拿妻子来做出气筒，结果还是病倒，卧床三年后一命呜呼。何西静自此成了无依无靠之人，越到老年越感凄凉，又无处寻找安慰，只能写女书来抒发人生悲苦，正是：
以女书写就的这些文字，可谓字字皆泪。[10]
女书文本《胡池珠劝唐宝珍书》《唐宝珍回胡池珠书》的主旨，也同样是女性向女性诉说生活的悲苦，女性向女性提供情感上的宽慰。
不过，仅仅是诉苦与安慰，似不足以让江永及周边地区的女性去学习、使用并代代传授一种特殊的女书。毕竟，使用常见的汉字也可以满足诉苦与安慰的需要。特殊的文字，背后定有着特殊的表达需求。女书文本《面前狗叫有客来》，恰可为此提供佐证。
该文本不长且通俗易懂，全文引用如下[11]：
要理解这篇女书文本，得结合江永及周边地区的女性“结老同”风俗——所有女书研究者均认同这种风俗是女书最重要的应用场景。
所谓“结老同”，即年龄相同的女性结为姐妹。女性未成年时，结老同之事主要由父母操办。父母会四处查访物色年龄相仿、面貌可喜的女孩，去与对方家长商议。若双方皆有意愿，便择吉日举行结姊妹的正规仪式。仪式完成后，两个孩子就互相成为了对方的老同。女性成年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心仪女性结为老同，不必再受年龄相仿的限制。田野调查发现，清末民初之际，江永地区有很多女性结成三姐妹、四姐妹乃至七姐妹。女书，便是老同之间信息往来的主要工具。
“结老同”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在男性权力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时代，女性只能获得家庭属性（且是被支配对象）而无法拥有社会属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被视为所谓女德的重要内容）。不能拥有社会身份，也不能与异性自由交往，结老同很自然地就成了女性社交生活的绝大部分。
且因为女性在婚姻问题上没有选择权，择偶犹如开盲盒，未来生活能否幸福全凭运气，也会天然助长女性对婚姻的恐惧。于是乎，许多老同关系便进化成了更亲密的行客关系——顾名思义，行客这个词对应的是堂客。
女书文本《面前狗叫有客来》，记载的便是两位关系已抵达行客程度的姊妹间的一场对话：结拜姊妹来访，“我”热情招待，姊妹却沉默不语。一再追问后得知是有人去姊妹家中提了亲，姊妹即将嫁做他人妇。“我”怒火中烧，计划买了纸钱与香烛去降神，求神将对方家人全部害死，如此“我”才可以与姊妹继续维持现在的亲密关系。
这是一场隐秘的感情，是一段隐秘的关系，需要女书这种男性读不懂的载体来提供隐秘且安全的交流。
四、自我救济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老同都会成为行客，也不是所有行客都会走到《面前狗叫有客来》中的那种程度。
但在女书流行地域，行客确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关系。
文献记载可以佐证这一点。比如清代光绪年间刊刻的《永明县志》中，编撰者站在男性视角，尖锐批评过江永地区的行客风俗。内中说，结老同、结行客不但会导致女性晚婚，“有迟至三十而嫁者”；还会导致女性抵制婚姻，“有因此而含垢包羞者”。县志编撰者甚至建议尽快在族规中增设条目，专门打击女性间的亲密关系，以实现女性的按时婚配。[12]
学者们在江永及周边地区调查访谈，也发现“在江永县、道县老年人中间，还有不少行客故事流传着”[13]，且结局大多比较惨烈——这倒也可以理解，毕竟平淡的故事虽更常见，但难有传播力度，很容易消失在时间深处。
其实，行客也只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并不意味着相同的亲密度。就女书文本来看，少数行客关系近似夫妻，多数行客关系则介于密友与夫妻之间，更像是可以互相信任、互相分享隐秘的亲人——女书文本“同在高楼好过日，两个结义恩爱深”、“知心姑娘念不念，夜夜梦中到你楼”、“姑娘听书疼不疼，望你到来解开心”、“结交三年如骨肉，结交四年仁义深。越到越深真难舍，一世长行久不休”，皆属此类情形。[14]
也正因似夫妻而有别于夫妻，许多行客关系可以不止于两人，而是三人以上乃至七人之多；也不阻止结交姊妹与男子结婚，只不过有些行客会秘密约定“先出嫁的姊妹，不能生孩子，要等到姊妹全部出家了，姊妹们才能生孩子”[15]。这种秘密约定若要以文字提及，大概也须依赖女书。
这种独立表达与隐秘交流，既是女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女性去世前普遍选择烧毁所写女书的重要原因。
其实，如果将视野放到更广泛的地理区域，便会发现，江永女书虽是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但江永女书所指向的女性诉求并非个例。
清代人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广东顺德地区的女子有结“金兰会”的习俗，入了金兰会的女子出嫁后要回到娘家，“恒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妻礼，必俟同盟姊妹嫁毕，然后各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姐妹相约自尽”，要等到金兰会里的姊妹全都出嫁，才回到丈夫家中与之圆房生育。清代人张心泰的《粤游小志》也记载说，广州的女子中有同样的结金兰风俗。[16]
这些记载，与江永地区的行客风俗极为相近。
金兰会也好，行客也罢，女性们之所以约定须姊妹全部出嫁后，才肯回到夫家、才肯生儿育女，是因为这是她们在男权社会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自我救济之法——尽管这种救济只是推迟了命运被决定的时间，并不能帮助她们真正摆脱男权社会的控制，但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已是弥足珍贵。
事实上，如果遇上心狠手辣的地方官员，这种自我救济往往不能奏效，反会演变为更惨烈的悲剧。梁绍壬便提到，酷吏李铁桥来到顺德做县令后，严酷打击金兰会，凡金兰会女子不回夫家生儿育女者，“以朱涂父兄，且鸣金号众，亲押女归以辱之，有自尽者，悉置不理”，要拿红笔涂抹女子父兄的脸，要敲锣打鼓将女子押出去游街，女子若是自杀，一概不予理会。字里行间，梁绍壬对李铁桥的这种血腥做法颇为赞赏。
视野如果不局限于顺德与广州，再放宽至两粤福建，还会发现另一种与行客、金兰会极为相似的女性群体“自梳女”。
这些女性通过从事种桑、养蚕、缫丝等工作，再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男性去主导，再不愿将自己的幸福交给他人去开盲盒，遂举行特定仪式将头发自行盘起，甘愿付出终身不嫁孤独终老的沉痛代价，也要摆脱男权社会的掌控。
自梳女能够如此决绝，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养活自己的能力。而女书的使用者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田野调查显示，江永地区擅长女书的老人多是缠足者，男权社会的陋俗损害了她们的肢体，让她们丧失了走出家门工作的能力。这些女性在经济上无力摆脱男权社会，再无别的出路，只有女书可以让她们做独立表达与隐秘交流，只有女书能给她们黯淡的人生带来些许慰藉。
如今，除了少数研究者，江永地区认识并能使用女书的老人已全部去世。只有那些抢救下来的女书文本，在默默提醒世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承载了太多的压抑与困苦，她们的心流不被允许顺畅表达，一度只能以女书这般生僻的工具来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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