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大理古城十几公里的主城区，一条叫西洱河的河流从东向西穿城而过，洱海的水从这条河流出，与漾濞江会合后最终又汇入澜沧江。西洱河边是大理最繁华的所在，这里高楼林立，却又风景优美，两座精美的西式桥梁如同把人们带到了塞纳河边。
但在一千二百多年前，西洱河边却代表着悲伤和肃杀，一支来自中原的庞大军队就在这里全军覆没，成了政治野心的牺牲品。
今天，在大理依然有两个巨大的坟冢，埋葬的就是当年的战死者。我穿梭于繁华的车流与千年古迹之间，寻找着大理古代战争的遗迹，追思并非理所当然的和平。
要想了解发生在大理的战争，必须首先了解它的山川地理。
唐代时，大理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影响巨大的政权——南诏。随着南诏统一六诏，将都城从巍山地区迁往了洱海西侧山坡上的太和城，这里就成了这个边疆王朝的首都。直到宋元时期，大理都是云南的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到了明代，随着大理段氏总管府的落幕，云南的政治中心才完全移往了昆明地区。
那么，以太和城（和后来的羊苴咩城）为代表的洱海西侧，为什么会在如此漫长的时期成为政治的核心区呢？这源于它无以伦比的天然地形，即便到了今天，人们还能从苍山洱海的巨大的体型上看清当年南诏的地形占据了多少优势。
人们说一个地方易守难攻，往往是因为它受到了山水的保护，现在的旅行资源在当年恰好是最佳的军事资源。太和城的西面就是四千多米高的苍山山脉，构成了一道完美的防线，而在太和城的东面，又是绵延的洱海，洱海虽然窄处只有几公里，却足以形成屏障，让进攻者望海兴叹。在苍山和洱海之间形成一条几公里宽、几十公里长的平地，也是洱海坝子里最肥沃的平地，一共有十八条溪水从苍山上流下，形成了丰富的灌溉资源，这片区域构成了巨大的粮仓，供应着南诏大理的粮食，太和城所在的位置就在这片平地的南部，而后来的都城羊苴咩城则位于平地的中部。
即便东面是海、西面是山，但进攻者依然可以从南北两侧进攻太和城所在的平原。这就不得不提到另两道屏障。
苍山和洱海都是南北向的，两者平行走了几十公里，但在苍山洱海的最北面，山和海却突然间挨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关隘，于是南诏人在这里设立了关卡，命名为龙首关，也就是上关。而在苍山洱海的最南面，从洱海流出的西洱河恰好也构成了一道屏障。
西洱河穿过苍山南端的位置形成了一个峡谷，两侧陡峭难行，只有一座天然的石桥沟通两岸，石桥非常狭窄，每次只容一人通过。这座石桥被称为天生桥，是大理的地质奇迹之一，但几十年前已经被炸毁。除了天生桥，要去往太和城必须涉水而过。南诏于是在西洱河北侧设立了另一道关口——龙尾关，也称下关。
就这样，西苍山，东洱海，北上关，南下关，四道屏障将太和城和洱海坝子层层保护起来，成了整个大理地区最完整的防御系统，也正因为这样，这里成了南诏大理国近千年的中心。
公元750年（唐天宝九载），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整军经武，挥师南诏，直逼太和城。南诏王阁罗凤求和不得，被迫应战。
在进入洱海盆地之前，从四川而来的唐军还必须翻过最后一座叫越西岭的大山。在大山之前是著名的古城白崖城，这里也是南诏在洱海盆地之前最重要的据点。这里的山岩岩壁曾经是雪白的，但在近代，却由于开山变成了红色的崖壁，地名也随之变成了红岩镇。
翻越越西岭之后，就进入了洱海盆地南面的一条绵延的山谷，这条山谷是现代城镇凤仪的所在。从凤仪继续向北，就可以看到洱海的波浪了。
但看到了洱海，却并不意味着到达了南诏的核心区，因为他们首先要跨过海边的淤泥区。大理的现代城区位于洱海南岸，但在唐代，南岸却是一片沼泽地带，这里荒凉，充满了蚊蝇，距离龙尾关（下关）所在的西洱河还有十几公里的距离。但就是这十几公里却成了唐军的噩梦，南诏已经提前实行了坚壁清野，加上沼泽带来的瘴气，唐军大批病倒。
唐军艰难地到达了西洱河，如今这条小河看上去只有几十米宽，水流也很缓和，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游到对岸。但这几十米却是难以跨越的，在河的对岸，南诏士兵严阵以待。
唐军粮草在僵持中耗尽，无奈决定撤退。南诏军趁势大举出击，唐军几乎全军尽没，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败讯传到长安，宰相杨国忠一面掩盖了爱将的败绩，一面决定亲自担任剑南节度使，再次征讨南诏。
公元754年（天宝十三载），杨国忠派遣剑南留后李宓率领七万大军进攻南诏。
第一次战役中，鲜于仲通的军队只选择了南路，李宓这次吸取了教训，采取南北两路的进攻方略。
唐军集结在了南北两侧，对上关和下关形成了合围。但在合围之下，南诏的军事地理依然有着巨大的优势。从后来的战况看，南诏很可能采取了北方固守、南方进攻的方法，唐军反而被各个击破。
战后，南诏将唐军的尸体堆成堆，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坟冢。其中一个号称万人冢，穿越了千年依然耸立在下关城区。万人冢所在的位置就在龙尾关对面的河边沼泽里，可以推测唐军就是从这里发动了进攻，惨败后尸体被埋葬于原址。在当地人的口中，这个万人冢附近的街区依然被称为战街。
另外，在万人冢以东数公里处，在前往凤仪镇路边的一个叫做地石曲的地方，现代铁路也从这里经过，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坟冢，当地人称千人冢，埋葬的也是唐军将士。
但我们并不知道，万人冢和千人冢到底是属于哪一场战役，也许两者一个属于第一次战役，另一个属于第二次战役；也许只是来自一次战役，唐军在龙尾关遭受重大打击之后，在逃走途中遭遇了另一次毁灭性袭击。
天宝战争的失败破坏了唐朝繁荣的根基，一年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大理保存至今的两座巨冢所见证的，恰是那一代盛世的衰落。
不过，南诏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自大之中。实际上，在南诏王看来，他之所以发动战争，只不过是为了反抗唐朝官僚的恶政压迫而已。
如今太和城早已不见，除了地下的残石断瓦之外，只有一块巨型石碑依然耸立着，这块碑高三米，宽两米多，曾经刻汉字三千八百余，至今依然保存着八百余字。南诏虽然有语言，但在文字上，除借鉴汉语来表达白语的音之外，就是使用汉语了。也正因为文化的相近，汉人在南诏为官并非罕见。
撰碑文的人可能是一位叫郑回的官员，他曾经在唐代四川担任小官，被俘后归顺南诏，受到南诏王的赏识。在一百多年后，正是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灭亡了南诏，建立了短命的大长和国，这个王朝与更加短命的大天兴、大义宁一起，构成了南诏和大理两个强权的过渡。从南诏到大理的过渡，也表明了大理地区进一步的汉化。
郑回的碑文除了赞颂南诏政权的伟大，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用文字记录南诏应战的迫不得已，并强调战后将唐军将士尸体收葬祭拜。
在中国古代，收葬败军尸体是胜者的权力，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样的收葬只是一种耀兵行为，埋葬的尸体往往会被层层叠叠码在一起，越垒越高，最后外面培上土，构成一座高高的由血肉组成的胜利纪念碑，号称“京观”。但德化碑却并不强调万人冢的胜利意义，只说收葬只是为了“存旧恩”。
这样的做法也为794年南诏与唐朝的和好留下伏笔，这次和好有南诏、唐朝、吐蕃三方博弈的原因，但也有郑回等人斡旋的因素。
和好时，南诏的都城已经迁到了北面十公里左右的羊苴咩城，这座城在原址不断变迁、明代重修之后，就成了现在游客聚集的大理古城。
大理人从不美化战争，也从不丑化对手。他们对于天宝战争的回忆往往也是浪漫的，比如，当年指挥战争的李宓，有人说他回到了长安（主要证据是高适的诗），但更多的证据表明他死在了战场（就像德化碑所言）。可是，对于这样一位失败的征服者，大理人非但没有全盘批判，反而将他封神了。
大理的村子里有祭奠本祖的习俗，也就是选择一位历史或者传说中的人或者神担任村子的守护神，并为他建庙祭祀。大理有一个村子叫上村，旁边建有一座本祖庙，祭祀的就是李宓，现代人称它为将军洞。
传说中，李宓死后显灵保护着这村子。将军洞有一股泉水，号称龙泉，被认为是苍山最好的泉水，整个下关的人都开车或者步行，提着大大小小的水桶前来接水。可能由于这股泉水，李宓又成了苍山水利之神。在大理人的心目中，这位战败者反而成了最亲近的古代汉人。
唐朝人见识了南诏地区的易守难攻，但南诏演化成大理之后，大理地区的形胜却失灵了一次。这次失灵让这个拥有着独立精神的地区永久性地并入了中央王朝之中。
这支灭亡了大理政权的军队是从数千公里外的甘肃境内集结后出发的，统帅就是忽必烈。
蒙古人攻打大理，并不仅仅为了获得这个边远之地，而是因为对南宋久攻不克，决定寻找一条新的路线。由于从北方攻宋的三条战线（四川、湖北和两淮）迟迟无法打开局面，蒙古人决定夺取大理和云南，在云南站住了脚，就可以出奇兵从南面进攻四川，或者绕道广西进攻湖北，对南宋形成五路合围。
与唐朝那两次仓促的进攻相比，蒙古人在进攻之初就有着完整的规划。忽必烈将大军分成了三路，分别从四川西部的几条河谷向南杀来。
作为最善于迂回的民族，蒙古人显然不想直接进攻坚固的两关——北路的龙首关（上关）和南路的龙尾关（下关）。
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总是在地理上设计一些貌似死局的据点，却又总是忍不住留下一手解棋。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蒙古人是如何找到小路绕开两关的，是那个叫石门关的雄伟峡谷还是哪里，但我们知道，最终蒙古人登上了苍山。
在大理的防守体系中，苍山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但蒙古人却登顶顺坡而下，绕过了南北两关，直达城下。大理整个防卫体系瞬间崩塌。
在玉局峰与龙泉峰交界处海拔三千九百多米，距离峰顶只有几十米，曾经有一个叫高河（也叫冯河）的灌溉体系。但自从蒙古入侵之后，高河就改了名字，被称为忽必烈洗马潭，虽然忽必烈不可能真的骑马到这么高。
关于忽必烈的奇袭，也被写入了一块石碑当中。在如今大理古城西面的三月街，靠近苍山有一个小广场，这里树立着那块叫做“元世祖平云南碑”的石碑，详细记载了这次战役的经过。
在大理历史上，所谓的万人冢也不止有一处。在盆地中部还有这另外一座万人冢，它来自清代的一次血腥战争。这次战争从某种程度上又与蒙元征服的遗产有关。
云南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在古代本身就是南方民族杂居状态，在蒙古人治下，又加入了蒙古人与回民等信仰不一的群体。在杂居状态下，云南人学会了在争议中和平共存的智慧，但历代统治者却往往会挑动各民族的矛盾。
公元1856年，当清政府又故技重施时，大理人以起义作为回答。起义的领导人杜文秀在南诏起源地巍山起兵，占领了大理，将位于大理的云南提督府改为元帅府，至今，大理古城内依然有杜文秀元帅府，纪念这位起义的英雄。
除了回民，杜文秀起义也包括汉人、彝人、白人等各个民族。起义又与太平天国同时发生，从而在一东一西两个方向打击了清朝统治。他还有意利用汉人遗产，宣布改穿明朝服饰，废除清朝年号，改用甲子纪年。在杜文秀元帅府里，至今还挂着他撰写的对联：“天生英雄夺回汉朝世界，地出豪杰戳破胡儿乾坤”，表明这是一次反抗压迫的各民族联合起义。
起义持续了十几年，最多时占领城池五十余座，控制了半个云南。直到太平天国覆亡后的1872年，清政府才腾出手来击败了杜文秀。
杜文秀死后，被葬在了距离古城不远的洱海边，在如今的下兑村，人们依然在他的墓前纪念着这位反抗压迫的英雄。而在苍山脚下的银桥镇鹤阳村，至今还保存着另一座万人冢，它就是清军为了报复杜文秀起义而残杀的百姓埋骨处。这里每年都会举行纪念仪式，纪念那不应忘怀的血腥，以及得来不易的民族融合。
大理人是宽容的，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胜利者和失败者都不应该被忘记。
在天宝战争中，当地人既纪念战胜了唐军的南诏，也不忘作为败军之将的李宓；而在杜文秀起义中，大理人除了纪念失败者杜文秀，也宽恕了战胜的清军将领。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是汉族将领岑毓英和白族将领杨玉科，两人后来都参加了中法战争，岑毓英参与了战后划界工作，而杨玉科则战死沙场。
杨玉科虽是武将，却对本民族教育充满了兴趣，在家乡建立了第一所学校，离开大理时，他捐献了府邸，成立了著名的“西云书院”，后来成了大理一中的所在。
西云书院和杜文秀元帅府都在大理古城之中。战胜者和失败者，起义者和镇压者，大理人同时纪念着敌对的双方。
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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