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马忠文先生于2016年初版的《荣禄与晚清政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而该书在2020年已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再版的《荣禄与晚清政局》（典藏版）（以下简称《荣禄》），在先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删和修正，一经出版便广受学界好评。此前已有多位学者撰写过书评，前辈珠玉在前，对《荣禄》的讨论与评价已臻全面，笔者多受启发，这里愿再表一得之见，就教于师友方家。
在一般“学术贡献”的意义上，《荣禄》一书的旨趣正如“导言”所述：“将荣禄一生事迹和经历贯穿起来，置于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和分析，寻找其行事的思想和行为逻辑，对其一生经历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和评判”，同时“从荣禄与晚清政局演变的关系来切入，既可知人，又可论世，有助于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通过论证研究，作者提出的基本结论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荣禄是晚清政局中沟通满汉、新旧、南北各派系的关键人物；第二，荣禄是甲午战争后近代军事改革的大力倡导者和实际主持者，尤其在戊戌政变前后对调和两宫关系、稳定朝局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三，荣禄与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的关系必须重新考察，荣禄刚毅之争是这一时期朝中政治斗争的主线，荣禄在各事件中一意奉迎慈禧太后，同时又力求息事宁人；第四，庚子事变后荣禄进入权势的巅峰，但也饱受打击，身心俱疲，最终在争议中死去。以上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荣禄与晚清派系政治的关系；二是荣禄与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实政改革的关系。这些都是作者在破除种种陈见和讹说的基础上，在爬梳大量档案、书信和日记后总结提炼出来的认识。
派系政治和人物研究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和难点所在。前辈学者石泉先生曾论及晚清政治斗争的三条主要线索：“其一，则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冲突；其二，则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之猜防；其三，则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是也。三者更相错综，遂使局面益趋复杂。”石泉对晚清政局的整体把握堪称精要，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乃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以往对派系政治的研究，侧重反映的是这三组矛盾中的某个方面，如台湾学者高阳、林文仁的研究，从“南北”关系入手，主要反映汉大臣之间的党争；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诸位前辈学者对戊戌变法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关照了宫廷矛盾与新旧冲突。
相较之下，《荣禄》以荣禄这一人物为主线，借鉴、吸收了既往的研究成果，对派系与政局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历史图景的呈现更加立体、全面。比如，在咸丰执政后期，恭亲王奕訢与肃顺“双六之争”时，荣禄还称不上要角，他与文祥交好，却受到肃顺的倾轧；“北京政变”后荣禄靠依附醇亲王奕譞，搭上神机营这一顺风车；同光之际，他已经身兼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职，成长为一时无两的满洲政治新贵。这一时期的政坛斗争在荣禄的盟兄李鸿藻与汉大臣南派领袖沈桂芬之间展开，因而荣禄也成为沈桂芬捎带排挤的对象，最终荣禄在光绪五年（1879）被撤要差，次年被劾去位，此后沉寂十年。作者抓住主线，勾勒出同光时期晚清官场错综复杂的格局。这个时期，荣禄与李鸿藻交密，又与帝师翁同龢结为盟兄弟，李为北派汉大臣领袖，翁则接近于南派，因帝师身份，又别树一帜。在军机处，满大臣文祥倾向李鸿藻，宝鋆则倾向沈桂芬，文、宝同为恭亲王的左膀右臂。在满洲贵族内部，荣禄为七爷（醇亲王）党，又颇受恭亲王信任，而似与惇亲王不协。可见，只有把握派系交错的权力格局，才能理解政局的基本状态。
甲午战争爆发后，翁同龢、李鸿藻参与朝鲜问题决策，恭亲王奕訢复起，荣禄在恭亲王和李鸿藻的帮助下重入决策层，督办军务；另一方面，满洲官员刚毅的入枢，也对时局产生了新的影响。此后的几年里，没有入枢却掌控实权的荣禄与入枢却受到轻视的刚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二人的纠葛成为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中间又夹杂着孙毓汶、翁同龢、张荫桓等人的起落，以及帝后矛盾的激化，在这一系列朝野派系斗争的复杂关系中，作者对荣禄的处境和应对始终都有准确的判断和把握。甲午战争后，因为战和问题引起的内争，汉大臣实力明显削弱，满洲权贵力量增强；同时因为中国战败，戊戌变法引起帝后失和，保守势力得以再度抬头；光绪帝皇位的岌岌可危，则又造成了惇亲王一系对皇位的觊觎。种种矛盾叠加，导致“庚子事变”这一悲剧的发生。荣禄在坚决拥护慈禧太后的同时，努力平复各种矛盾，稳定局势，展现了纵横捭阖的智慧和策略。但个人权势巅峰的到来，却伴随着王朝的末日，饱受打击的荣禄再回到北京不久后即离开人世，此后清王朝似乎再也未能出现新的像荣禄那样能统摄全局的政治强人，继之而来的，是急功近利的少年亲贵，奕劻一流的贪鄙懦弱之辈和袁世凯这样的“乱臣贼子”，至此，清王朝气数已尽。
作者以荣禄为线索，描绘出晚清王朝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与政治格局，无疑是对石泉提出的“三者更相错综，遂使局面益趋复杂”的一次具体阐释。书中不少剖析并非仅是逻辑上的构建，而是有着坚实与精微的论证。既往派系问题虽已引起不少晚清史学研究者的重视，关注此类问题较多的仍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大量笔记著作。有关同光派系政治的著作，以林文仁先生所撰《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和《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二书最具代表性：一则书中所描绘的政治斗争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十分鲜明；二则文笔清丽，不似一般学术著作读之平淡如水。但林著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在史料应用上过分依赖笔记掌故，在梳理政治派系时，虽然也强调分合，但派系的界限划分过于分明。比较起来，《荣禄》对许多问题利用更丰富的原始资料加以考证，且立论较为严谨。以“沈荣之争”一案为例，既往研究认为，促成荣禄撤差的是沈桂芬的“陷害”，作者则认为荣禄的撤差与去位或因沈桂芬在背后的操纵，但与满洲贵族内部彼此相互倾轧关系更大。《荣禄》比对了《梦蕉亭杂记》《蕉廊脞录》《芸阁偶记》《近世人物志》等多部笔记，又运用了官修史书、档案进行佐证，分析了各家笔记对拟将沈桂芬外放、荣禄撤差、宝廷奏劾等事件记载的异同，勾勒出符合逻辑和历史背景的故事脉络，敏锐地提出荣禄与内务府及其他满洲贵族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此外，《荣禄》中阐释的许多观点，如对荣禄与肃顺之间斗争的论断，文祥、李鸿藻和荣禄之间人脉与权力的传递，以及恭亲王、醇亲王、惇亲王三支皇族关系在同光之际乃至“庚子国变”中的不同显现，都是此前派系政治研究未曾指明的识见。如高阳在《同光大老》中称“承李鸿藻的余绪而领导北派者，竟为荣禄”，而《荣禄》则提出“文祥—李鸿藻—荣禄，是清季权力关系中比较清晰的一条人脉线索。”这虽与高阳观点有所呼应，但作者并不认为荣禄是“北派”领袖，因为“南北之争”通常是就汉大臣关系而言的，相较前人的观点，这里又提出异说。
另一方面，该书对荣禄与甲午之后清政府实政改革的关注同样意味深长。追寻百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历程，在晚清人物研究乃至政治史研究领域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因为清朝是革命的对象，学者们对清朝官员的研究或不够深入或一味地批判。20世纪初，梁启超呼唤新史学，批判传统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史学界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多将清王朝及清朝官员单纯作为批判对象。改革开放后，随着新文化史、后现代等概念渐次涌入，底层的、微观的研究开始备受重视，而晚清政治运作的主体——清政府及满洲权贵、部院大臣们仍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
其二，对晚清人物的关注不全面。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公众，对晚清人物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革命、现代化语境中的少数关键人物，对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荣禄等当年主持日常朝政的权臣却不甚了解，研究者对他们的关注少，自然很难抓住历史的主要线索，进而全面解释历史进程。
以戊戌变法研究为例，很长时间以来学界多将康、梁作为维新运动的主角，这固然是康、梁本人长期的大力宣传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前学者过于强调清政府的反动性，似乎康党代表了维新变法力量，后党则是腐朽落后的化身，其结果是否认了清政府自身改革的合理性。其实，甲午战争之后不光有康、梁变法，还有自洋务派自强变法延续下来并进一步发展的清廷实政改革。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早有洞见，提出变法运动存在张之洞、陈宝箴等官僚与康党的“不同之二源”，陈先生又称“那拉后所信任者为荣禄，荣禄素重先祖，又闻曾保举先君。……先祖之意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荣禄》一书中，还进一步通过荣禄领导的军事改革，推进了对清廷自身改革的研究。
作者在肯定荣禄主持近代军事改革成绩的同时，也论及陈宝箴与荣禄的深厚关系，为陈寅恪观点进行了新的补证。对荣禄角色的再定义，也意味着以往将荣禄作为镇压变法的守旧派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片面性。诚然，荣禄明确反对康党的变法方案，但荣禄自己奉行的同样是另一种“变法”路线。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研究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主要是在史实细节的考订方面。待事实逐渐清晰后，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告别旧的叙述方式，力求视角的切实转换。近年来茅海建先生《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张海荣老师《思辨与应变——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实政改革（1895—1899）》以及《荣禄》各书，虽然关注的问题各不相同，但都在为晚清政治史领域研究转换视角，为呈现历史主体多样性作出各自的努力。
除上述学术贡献，《荣禄》一书在如何看待掌故学、如何利用掌故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给我们以新的启发。1949年前，掌故学属于旧学中一门类，漫谈历史上的人物、制度、风物。20世纪30至40年代，掌故学家瞿兑之、黄濬、徐一士甚是活跃，留下了《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凌霄一士随笔》《花随人圣庵摭忆》等重要作品。如今掌故学的功能与旨趣，早已被现代历史学所覆盖，然掌故学的魅力和意义并不限于遗老遗少茶余饭后的谈资，对此，瞿兑之当年就曾断论：“掌故之学究竟是什么呢？下定义殊不容易。但从大体说来，通掌故之学者，是能透彻历史上各时期之政治内容，与夫政治社会各种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实际运用情状。”具体说就是能将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通典体通而为一，讲出通达的历史，按照瞿兑之所说，就是“融会前人之长，为后人辟一途径”。可以看出，瞿兑之试图依托西学，重新阐释掌故学，这种思路明显有别于简单将掌故学等同于野史传说的俗套。瞿氏称：“所以严格的谈掌故，往往将其所记之事，与其时其地其人，参互钩考起来，而发现彼此之间有无数的扞格矛盾。”这种考证意识，与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并无二致。换句话说，就是以掌故学打通传统史学体例，同时解决“人的性情风格，在正史几乎全找不着”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说，《荣禄》一书以人物串联起政局、制度、军事、外交的作法，明显受到瞿兑之等掌故学家治学方式的影响。作者以荣禄为线索，通过追踪其升迁过程、人际交往及其参与的内政、外交事件，串联起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多个领域，使荣禄既忠于慈禧太后，又努力维持各方关系；既反对康、梁，又主持变法；既公忠体国，又奢靡无度的复杂形象跃然纸上。陈夔龙作为荣禄的亲信，所著《梦蕉亭杂记》记录了大量荣禄的事迹，马老师在使用陈夔龙的记载时，对其相关记述进行了细密考证，如前文提到的沈荣公案，这也符合瞿兑之“严格的谈掌故”的定义。同时，《荣禄》中引用了丰富的日记、书信、年谱、文集等材料，对晚清人物的生活世界有了更丰富全面的了解，颇有掌故学家论说前朝旧事的意味。
总体来说《荣禄》无疑可以作为初学者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书目，但该书也有令人“不满”之处，概括说就是“长于证而疏于论”。金冲及先生在序中也指出，书中对清朝覆亡这一巨变的论述与分析尚不够到位。此外，《荣禄》行文似过于谨慎，许多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但书中却只是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未能做出详尽的铺陈和阐释。这可能是作者个人的写作风格使然，或许也更加符合历史学研究“述而不作”的“本心”，但终究让读者心存一些遗憾。如书中论及李鸿藻刚被撤去处分、升擢礼部尚书，就被派去督办郑工，马老师敏锐指出这是甲申年处置清流的余续，可惜没有展开论述；又如，书中提出了“唯慈禧旨意是听”是醇亲王当政的坚定信念；庚子后满洲贵族的专权酝酿于甲午战后、督办军务处与满汉力量之消长有极大关系等等观点，均有极大的启发性，可惜进一步的诠释太少（毕竟本书是以荣禄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令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颇有海明威“冰山写作”的意味。这些不足可能也是不少读者的共同感受，期待作者在未来的研究和著述能够加以完善，写出让青年读者更受益的作品。
作者：田见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本文原刊于《学术评论》2023年第1期（总第67期）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马忠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定价：89.00元
ISBN：978-7-5201-9463-3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导言
第一章 家世及出仕
一 家族与家世
二 难荫入仕
三 投效神机营?密结醇亲王
第二章 光绪初年的宦海沉浮
一 迭膺重差
二 北派底色与荣、沈公案
三 退出官场
第三章 赋闲与复出
一 醇王当政与荣禄开复
二 与李、翁关系的亲疏异同
三 出任西安将军
四 甲午战前与汉族官员的关系
第四章 甲午督办军务
一 提督九门?督办军务
二 反对汉纳根练兵
三 清议与宫闱之争
第五章 马关议和后的朝局动荡
一 中枢与北洋权力的调整
二 慈禧对清议的整肃
第六章 督办军务处与荣禄权势的扩张
一 裁勇与军事改革
二 袁世凯编练新军
三 荣禄权势的骤升
第七章 胶、旅事件前后
一 外交危机与翁同龢开缺
二 荣禄与戊戌年武科改革
三 对康有为的疏远与敌视
四 总督直隶
第八章 戊戌政变
一 百日维新后期的朝局与慈禧训政
二 调和两宫?缓和局势
三 建立武卫军
第九章 己亥建储前后的党争与政争
一 新旧、满汉及荣、刚之争
二 康、梁及东南沿海反对废立、攻击荣禄的舆论
三 己亥建储与庚子年初的朝局
第十章 庚子事变
一 义和团兴起与清廷的应对
二 联军入侵与清廷宣战
三 京城陷落后荣禄的抉择
第十一章 从主政西安到返回京城
一 庇护董福祥
二 回銮前荣禄的处境
三 返回京城与“自请罢斥”
四 荣禄病逝与时论评价
结 语
参考文献
附录 仕途得自“武”事，谥号却为“文忠”／戴海斌
主要人名索引
后记
再版后记
编辑：周畅、窦知远
审校：宋荣欣 李丽丽
联系客服
